(旁门左道系列解密)(旁门左道下载)

对于扶乩，科学的解释，认为是由于虔诚心使人产生了强烈的心里暗示，这个信号被不断地强化和放大，影响到整个身体，扶乩者的手就会不由自主地抖动，抖动幅度越来越大，于是就在沙盘上形成了类似笔迹或符号的痕迹。还有一种质疑的观点，说这是由扶乩者预先经过演练和配合，加上和乩坛的主持者进行串通，合谋的一个骗局。当然，历史上不乏借扶乩行骗的事例，但以此便推断所有的事件都是骗局，就有些以偏概全了。尤其是那些并非职业的乩手，只是普通百姓偶尔设坛，为乡人邻舍答疑解难这种情况，无需破费钱财，也就不具有行骗的动机。

我的一位同事，据说年幼时就做过乩童。我几次想就上述的那些质疑当面问他，又怕过于唐突，引他不快。终于有次在一起吃饭时，我见他谈兴颇健，便趁机问起这个问题。他倒丝毫不以为意，坦言说，他那时还未上学，既不识几个字，又什么都不懂，大人怎样吩咐就怎么做。由于住在河边，乩坛的桌上铺的就是细细的河砂，按他们那里的规矩，需要童男童女做乩手，他和另外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子一人扶住簸箕的一端。在有人问了问题后，他能明显感觉到簸箕被一种力量牵着走，他只是顺从地跟着移动手臂而已。那个力量一停，移开簸箕，沙盘上就出现明显的字迹，根本不存在作弊的可能。后来上学了，就不再做这种事了。

为什么多用儿童做乩手呢，是因为儿童心思单纯，杂念和妄想较少，更容易接收感应到外部的信息。这一点我有切身的体会。记得年幼时回农村老家过年，村里的老母宫举办庙会，非常热闹。我和一帮小伙伴进大殿玩耍，看见供桌上摆着水果等供品，心想趁人不注意偷一个解馋。刚一动念头，就感觉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压迫着自己，胸口憋闷难当，赶紧走出大殿，说来奇怪，身体的那种不适感立刻就消失了。

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他父亲曾对他说，他家的寿芝楼上供奉着乩仙，墙上悬挂着一只笔，如果有事相求，笔会自己动，取下笔扶着它书写，会有神奇的应验。明清笔记小说中记载此类事甚多，参与的人形形色色，其中不乏见多识广的在朝为官者，以及读书明理的文人儒士，有些还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以他们的阅历和判断力是不容易轻易受骗的。纪晓岚就记述过他和其兄年轻时亲自扶乩的经历，认为“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 惟扶乩一事，则确有所凭附。”本文前面提到的两种质疑的观点，基本是凭主观想象，如果在现场亲自验证过，也许就不会那么说了。

既然扶乩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为什么无法得到科学界的认可呢？下面这个例子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李嗣涔先生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电机工程博士，回台湾后任教于台湾大学，专长为半导体光电元件，是一位在专业领域颇有建树的科学家。后来应台湾地区“国科委”的邀请，转入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研究。他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发现了在我们所处的时空之外，还有一个“信息场”的存在，但这个发现却从此使他的学术地位充满了争议。2005年，台湾地区“教育部”遴选台大校长时，他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便成为对手攻击他的口实，指其宣扬怪力乱神。而个别亲身参与他的实验的科学家，虽然当场大为叹服，但在公开场合，却又绝口不提，担心和迷信扯上关系，影响到声誉和地位。

1993年10月，内地一位知名人士邀请一批科学家，在武汉对一位特异功能人士进行现场验证，虽然过程中有严格的公证监督，还有两台摄影机不同角度，不间断地连续拍摄，但受邀的所有科学家均未到场，几位知名科学家甚至明确表态，不相信这类超自然现象的存在。科学家们的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海内外的许多研究机构，已经在对这类现象，用严谨的科学方法进行着研究实验，并且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但由于科学手段和观念的局限性，以及这类超自然现象的特殊性，无法用现有的科学理论进行解释，实验结果也不能被普遍复制，更谈不上转化为应用科学，造福于人类，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和成果，还不适于向大众公开。

对于扶乩这类科学无法深入的领域，来自民间的解释，可能反而更接近于事实真相。近代佛教大德印光法师对扶乩的真相，以及对此现象应如何正确对待，有着非常明确的开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查阅。（详见《印光大师文钞》中，复江景春居士书、复李慰农居士书等章节）

历来的有识之士虽不否认扶乩的真实性，但同时也把它看作旁门左道，认为偶尔游戏可也，若沉溺其中，必误大事，所以并不随便附和赞同。《阅微草堂笔记》中说“……居官者遇此等事，即确有鬼凭，亦当禁制，勿使荧民听，正不必论其真妄也”，这里的“荧”是迷惑的意思。这句话，也代表着官方和主流社会的态度。

而长久以来，由于乩仙降临时，不仅能回答求助者的问题，还间或讲一些教人戒贪克淫，谨慎处世，劝人向善的话，在民间仍有一定的社会功用，所以一直以来，仍然有其存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