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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海明：智慧与选择

温海明教授

温海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美国夏威夷大学比较哲学博士（2006），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硕士（1999），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学士（1994），辅修哲学。曾为北京大学博士后，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现为国际易学联合会秘书长兼学术部部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当代贵州传媒集团总编辑助理；孔学堂书局副总编辑；《孔学堂》杂志副总编辑；孔学堂咨询委员；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燕京学堂（YCA）、北京中国学中心（TBC）、闽南佛学院客座教授。著有：中英文《周易初级读本》（商务印书馆，2019年）；《儒家实意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Confucian Pragmatism as the Art of Contextualizing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World (Lexington, 2009)；Chinese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等。在国际哲学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ian Philosophy,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Culture and Psychology和《中国哲学史》、《周易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曾获美国陈荣捷比较哲学奖学金、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学员奖学金等；曾赴剑桥大学、伦敦亚非学院、根特大学、柏林自由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罗耀拉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校作学术讲座。其《中国哲学思想》被译为英、法、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在国外出版。

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生智慧的学问，而智慧通过人生的选择体现出来。每个人每时每刻都面临选择，也都希望在每个选择的瞬间自己能够具有智慧，而这也许是学习哲学可能收获的最大福利。对那些没有主动选择哲学，但如今来哲学院学习的同学来说，命运之神好像在你们刚刚懂事的时候，就跟你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一些同学就被这个人生的大玩笑给开懵了，不知道今后如何选择了。老师们开"哲学入门"这门课，就是要现身说法，希望你们理解选择哲学也可能过一个蛮有意思的人生，希望你们当中更多的同学能喜欢上哲学、理解哲学、拥抱哲学。

一、盛献身中国文化之神

我跟哲学的不解之缘开始得很早，从中学时代开始，我就对哲学情有独钟。少年时代的我是在80年代的文化热当中成长起来的。80年代一股非常热的思潮就是法国存在主义，比如萨特哲学对当时的年轻人有巨大影响，萨特宣称人是当下的存在，每个人当下自己做选择，成为他自己，这样他就摆脱了原来西方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约束。这跟尼采说"上帝死了"，"人的本质不是被上帝决定的"有点像，或者说"我的本质是由我来决定的"这样的哲学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当下一念之间要做什么，就已经在告诉整个世界——我是谁。比如老师上课的每个瞬间都在告诉世界自己是谁，我当下的一念决定我是谁，其实也决定我的本质。这么说来，我的每一个念头都在回应那个著名的苏格拉底之问——你是谁，我的意念在告诉大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我关注什么问题，我希望大家通过听我的讲解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发。所以每时每刻，每一个我们面对世界瞬间的态度和意念就已经在显现出我们的本质。能够领悟这种味道的同学可能会体会到这个世界的能量和魄力，所以觉得这样的哲学人生蛮有意思，这里好像有点英雄主义的味道。虽然这个世界不是我的，但我要活得有气魄。年轻人要活得有点气魄，努力自我决定，相信你的人生在终极意义上可以自我主宰。

总体来说，哲学家们都希望给出一种观点，帮助大家在一个似乎没有办法选择和充满艰难选择的人生中，尽可能地自我主宰。其实你不主宰也是一种自我主宰，比如你求助于上帝说"上帝啊，我很软弱，请您帮我做决定"，这是一种选择；你求助于天道，让天道在你的内心中帮助你的良知发动，进而做决定也是如此；就道家来说，可以说是你自己不决定，但是要顺道而行。佛家讲宇宙人生都是空的，你接受这种观念的话，就应当放弃执着，因为它让你觉得没必要做选择，毕竟选择完了还是空的。所以从古到今的哲学家们基本上都想方设法给出一种关于宇宙人生的解说，帮助大家来把握当下，以及做出决定。

我的中学时代处在80年代的文化热当中，现在看来虽然说不上思想冲浪，但是回味起来有点像冲浪。那个时代出了什么新书，我们几个小伙伴就会去买来读。没事就交流，像萨特、加缪、尼采、叔本华这样的一些有古怪想法的哲学家们深深吸引了我。当时我们也读一些文学作品，像巴尔扎克、乔治桑这样一些作家的作品。前两年我到巴黎，回忆起自己少年时代的情怀，尤其是想到巴尔扎克，他虽然活了不长时间，却写出了《人间喜剧》，他曾说："拿破仑拿剑没有完成的事，我要用笔来完成。"当然，可以说他做到了，所以你可以相信：一个人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比铁与剑更有威力。铁与剑可以掌控一时，却无法掌控一世，一种伟大的思想则可以历经千秋万代而常青，永永远远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这就是思想的魅力，这就是哲学的魅力，所以伟大的哲学家基本上都有一种献身于永恒宇宙人生的情怀。

我很幸运在很年轻的时候获得了某些特殊的机缘，也由此跟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初中时曾经偶有灵魂出窍的体验，此后对于生死问题念念不忘，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此生应该做什么？从此好像有了一种不同于常人的眼光，观察思考也就常与一般人不同。我那时开始读一些哲学书，如叔本华、尼采、黑格尔等，也开始记下自己的思索。我后来常会跟同学们说，哲学家可能大都是一些奇怪的人，他们有着奇怪的秉性，思考一些奇怪的问题，自然获得了奇怪的人生机缘。

我大学时在华东师范大学念心理学专业，刚进入大学时想着好好学习心理学，但是后来逐渐感到失望，因为大学心理学课程跟现在很多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基本上就是美国学问的复制版本，缺乏原创性的东西。我原本想象的心理学是关于人心理的学问，可是我发现这学科离我想象相去甚远。我当时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特别有兴趣，对《梦的解析》这样的专著也很着迷。有一段时间跟同学们交流的都是跟梦有关的话题。我还喜欢琢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他将意识作了区分：前意识、意识、潜意识。我们需要意识到"潜意识"的存在，比如他说我们所展示给他人的都是表面的，梦背后潜藏着很深的性意味，每个人潜意识里都埋藏着很深的性意识。这种潜意识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涌动，但是因为"文明"的限制，我们在表面上就要把这种原始欲望压抑下去，弗洛伊德有一本书叫做《文明及其缺憾》。那时我还觉得荣格的"人格学说"、"文化原型说"等都很有趣，而且荣格对《周易》有不错的研究。我们或许可以借鉴下伟大思想家的人生选择，比如荣格的选择就很有意味，在他中年的时候，他选择跟当时的精神分析学派分道扬镳。荣格很有气魄，要自己开山立派，虽然遭遇了一些危机，但中年以后就选择专心著述和讲学。

我在华东师大学的是心理学，但真正花心思用工夫琢磨的是哲学，当时绝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泡在图书馆，从早到晚都在看书写笔记。那个时候每个月差不多要写一本100多页的笔记，一共积攒了大概二三十本笔记。那几年我花很多时间在哲学系辅修哲学，也很有幸认识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和同学。比如很有人文气质的高瑞泉老师，我对儒家、道家的系统学习就是高老师启蒙的，也是那时候开始在施炎平老师的引导下开始对《周易》基础知识的学习。当时童世骏老师《现代西方哲学》讲得非常精彩，引人入胜，对我影响很大。还有郁振华老师，他在哲学上的很多思路跟我现在的研究还有共同之处。我后来虽然在北大和美国求学，但有时候我觉得启蒙时期的哲学课印象最深刻。当时我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听课非常用心，生怕错过老师说的每一句话，可以说比当时科班的同学都要认真。记得当时经常跟一个哲学系同学在一个食堂吃饭，他就是现在华东师大哲学系的晋荣东教授，他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和同学海阔天空地讨论哲学问题，我常常在旁边听他们对话，参与他们的哲学讨论。直到现在，只要有机会跟晋荣东教授见面，我们一见如故，就会自然而然地谈论起哲学问题。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慨，一生中能够碰到这样的同道中人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我们为追求中国哲学与文化之道相知相遇，也由此神交一生。当年我们一起努力感受哲学的魅力，我对那些哲学问题，他们讨论哲学的方式，还有那些问题背后所指示的更深层次的运思方法非常着迷，这些哲思慢慢灌入到我的生命中，成为我生存和思维的方式，使我感觉自己一生都将无法与这些问题和运思脱离，好像鱼儿再也不能够离开水一样。

二、养振兴中国哲学之志

在华东师大的那几年，我意识到哲学将会是我的生命，无论我此生是否以哲学为业，自己一生再不会离开哲学，。90年代初，我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很深，读了很多海德格尔的著作，受到当时华东师大一个明星教师李劼的影响。当时李老师开了一门课叫做《红楼梦研究》，不过他在这门课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讲海德格尔，李老师经过一些折磨，所以在讲台上总是慷慨激昂，他对海德格尔的讲解促进了我对存在主义哲学的阅读和思考。当时我写的一篇关于海德格尔的课程作业，受到正在努力沟通海德格尔和《红楼梦》的李老师的关注和鼓励。在他的启发下，我开始思考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如何与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哲学进行跨文化对话。很有幸在华师大碰到这样一些启迪哲思的老师，他们的课对我构成了强大的哲学气场。在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到广州参观了中山大学，看到当时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哲学楼，感时伤怀，想到经济大潮兴起之后人文科学风雨飘摇的处境，当下遂即坚定了要把毕生献给振兴中国哲学的志向。这些经历和思考促使我下定决心考北大中国哲学的研究生。幸运的是如愿考上了，我的选择说明学习哲学必须自己喜欢，智慧与自我选择相辅相成。

大学时代我当过一年系里的学生会主席，组织了一些活动，磨练了自己在校园政治中摸爬滚打的能力；我跨专业以最高分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超出当时不少师友和同学的预料之外。但是正当我踌躇满志要奔赴北大时，我的人生也随即发生了预料不及的转折，当时我的父亲突发重病，本着以孝为先，我选择回到我的家乡厦门先工作两年。我本来应该是一个马上到北京读书的年轻人，却壮志未酬，好像是被命运之神莫名其妙流放远方一般。但应该说，在厦门的这两年，后来证明对我的人生是具有转折意味的。我今天可以开《周易》的课，完全得益于我当年的那种人生经验，也得益于我在厦门碰到了教我领悟《周易》之道的老师。这种人生轨迹在某种意义上讲不如己意，但我顺应命运的安排，并因此得到和把握住某些特殊的因缘，回首往事，这些曲折因缘最后沉淀下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后来学问的核心。

三、实弘扬易学哲学之意

所以人生的选择不完全是主动的，很多时候可能是被动的，关键不是主动和被动本身，而是你对待这种选择的态度，是否能够驾驭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我跟《周易》的缘分其实跟大部分未入门的同学是一样的，虽然本科时候听过老师讲解，也能够感受到那种特殊的力量，但也是似懂非懂。我第一年到厦门工作，先到车间里当工人，每天在冲床巨大的轰鸣声中，几百上千次地推送钢板，之后在总装车间装机，几百上千次地拧螺丝。从事的工作很单调，但这也让我有幸深入体验底层工人的生活。当时我所在的公司有一个人，是公司总经理的顾问，这个人饱经风霜，很有学问，对易道有着精深的了解。那时候我只要工作之余稍有空闲就去他的办公室跟他泡茶聊天，一段时间后，一老一少两个好学之人心生默契，老先生他就开始跟我讲解先后天八卦，并传授"河图"、"洛书"之学。所以现在我讲《周易》一定是先跟同学们讲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在很多人看来莫名其妙，只有悟性较高、有丰富人生体验的人才能够明白图书和八卦、六十四卦之间的确然关系。朱熹的《易学启蒙》里有河图洛书，古代很多重要哲学家和易学家都肯定河图洛书和八卦的关系，这是中国哲人对于宇宙创造原点的把握。老先生讲得很慢，他一边讲我们一边讨论，很久才把河图洛书、先后天八卦讲完。我顺着老师开启的"道"有一种醍醐灌顶开悟之感，今天回忆起来，这种感觉宛如昨日，可谓是"鹭岛悟道"，我的人生中有很多次这样的感悟。本科期间读了《道德经》后豁然开朗，感觉到天道实实在在，领悟易道以后也是这样，感觉到天道不得不通过一些特殊的符号展示出来，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是我们老祖先伟大智慧的展示。每一次心通于天的大彻大悟都对后来人生选择有巨大的引领作用。

那两年我还在南普陀跟济群法师学了一些佛法。我听济群法师讲过《心经》《楞严经》《坛经》《金刚经》等。我当时经历了人生的起落，对人生有一些特殊的感悟，所以愿意去南普陀参禅悟佛，跟一些和尚法师们喝茶悟道，他们有一些很有学问，后来好几个法师成了一生的好友。可见，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应当以心换心，以诚相待，我们所遇到的人有可能帮助我们开创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们选择朋友，朋友也选择我们，我们通过选择塑造我们的人生道路，但我们的选择会反过来重新塑造我们。

在厦门的时候，我也有幸接触到自由主义的学说。当时我们几个年轻人，每周三晚上聚集在鼓浪屿青年宫纵论天下大事，这是我接触自由主义的开端。那时我可以说是一个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年轻人，后来我去了美国读博士，亲身领略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诸多负面问题，开始对早年的自由主义倾向深思反省。我现在对自由主义有所保留，毕竟时过境迁，人的体会变了，尤其是在美国的经历改变了我。在美国亲历911事件之后，我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的认识有了转变，我意识到美国作为自由主义的样板也一样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他们针对很多中东和亚非拉国家，自由主义就变成其意识形态宣传和改变他国的工具，这就让我逐渐抛弃了抽象自由主义的观念，而把自由主义落实到具体的国际格局当中加以反思。在厦门这个阶段，我对几方面学问理解的增进，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在本科时候涵养的献身中国哲学研究的志向，而且我的志向愈挫愈锐，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散，反而更加坚定了。

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以后，我的第一要事就是研究《周易》。当时，朱伯崑先生是北京大学易学研究的前辈，他给我们上过《易学入门》的课程。他的学生王博教授当时也给我们讲过《周易》。我当时还读余敦康、朱高正、刘大钧等前辈学者的著作，在课余我把《周易》大部分古今注本基本上研究一过，感觉很少有书能够让我真正满意。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在书店发现了马恒君的《周易辨证》，解释条分缕析，精准到位。在跟古往今来所有的注本的比较中，觉得这本书写得很有特点，当时我每次读易经有疑问的时候，都拿它来跟古往今来的注作比较，结果我就越发觉得不错。我不知道作者马恒君何许人也，就给出版社去信，没多久马老师给我回信，我马上买了票赶去外地见马老师。之后的很多年，我几乎年年去拜访马老师，跟他问学，收获巨大。马恒君教授的这本书后来改名为《周易正宗》。这本书的特点是"以象证经"，也就是通过辨别经文的象把周易卦爻辞每一个字讲清楚，解决了不少历代注家如王弼、孔颖达、朱熹等，还有近现代注家如尚秉和、黄寿祺等的注本都没有完全讲清楚的一些易学难题，可见当代学者不太容易理解"以象证经"是传统解经的正路，所以真正理解传统易学并不容易。

与周易相遇，选择易学，也就成为我一生学问的底色，影响了我研究中国哲学的整个过程。对易学的沉潜研究，使我能够深入东西方哲学的核心，充分实现沟通东西方哲学主要哲学命题的抱负。我与易学研究的缘分一直坚持到今天，我现在能给同学们上易经的课，既得益于我在北大的时候对易学的自我探索，更得益于多位易学前辈大家们的引领和指导。我当年做了一点研究，一是我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王阳明易学略论》，发表在1998年《周易研究》上。学界关于王阳明的研究很多，但是把王阳明跟《易经》的关系梳理清楚的很少，在我的论文之后，才有一些系统研究王阳明与易学关系的文章。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朱熹易学，尤其是朱熹象数易学的发展和演变。我的导师陈来教授后来到清华大学当国学院院长，他长期跟冯友兰和张岱年先生学习，我关于朱熹和王阳明的研究都深受其学风的影响，而力求有所推进，在一定意义上传承冯友兰和张岱年的学脉。读研期间受北大老师们影响，学习北大学派认真扎实钻研文献的工夫，我当时也跟张学智教授系统地学过《近思录》和《传习录》等儒家经典。在研究生期间与北大师生的问学互动当中，我确立了自己的哲学思路：以《易经》为基础，以儒道为主干，与西方哲学问题融会贯通。我们硕士班有一半同学如今已是各地高校的教授，有时大家回忆当年认真读书交流的时光，别有一番滋味，其实当时我们每个同学都有比较明确的思路，每个思路都在指导我们自己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之路，我们的学术和思想选择也就因人而异。

四、转融通中西哲学之圆

当时在北大还去听过张祥龙教授"中西比较哲学"的课，那时他刚从美国回来没多久，他讲现象学、海德格尔和道家，我对胡塞尔和对现象学的理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现象学作为一种关于宇宙或认识世界的方法，跟中国哲学有特殊的亲缘关系。国内搞现象学的一些学者如倪梁康老师等也认为，现象学看事物的方法的确和我们中国哲学古往今来的认识论，心物一体、心物一元或者说心物不分的认识论有相似性。我读现象学总是觉得很有味道，体会到这种学问与我们中国人理解人生的方式很贴近。我对现象学长期保持着好感，我的英文著作和中文著作都受到现象学的影响。一些认真的研究生能够从我的字里行间读到当年的这种影响。当时在北大求学还受到90年代后期学术思潮的影响，比如当时有福柯、罗尔斯、哈贝马斯、德里达等大哲学家的思想传进来，周围很多同学读他们的书，我也参加讨论。不过从个人的角度，我受现象学的影响更深。自由主义在90年代后期进来，到2000年以后斯特劳斯学派兴盛，对这些思想的关心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关于社会政治的关怀和思考。

我在北大求学期间还喜欢读魏晋玄学。去世不久的汤一介先生和他的父亲汤用彤都是研究郭象的大家。在本科期间，我把北大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中玄学的部分，尤其是郭象的部分读得滚瓜烂熟，后来跟着李中华、许抗生等老师认真读一些玄学、道家原典和研究著作，都觉得别有韵味。直到今天，我开"中国哲学"相关课程的时候，只要我讲到郭象的部分，同学们往往印象深刻。这是因为我后来多年的经验印证了郭象的一些说法，我对郭象的理解更多是从他对于"命"作为一个必然性和"遇"作为人生的偶然性的关系当中去展开的。这个问题何以如此引人入胜呢？我因为自己的一些曲折经历，所以对于"命"，对于不可改变的"命"，还有我们每时每刻偶然性的际遇这种问题，有种天然的亲近感，长期就在琢磨这类问题。一个学生来到今天这门课上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的？有同学说是必然的，因为他选了中国哲学就必须来上这门课，但其他学生可能会认为正好碰上研究中哲是偶然的，可见，必然和偶然的关系很微妙，很难说一切都是必然的，也很难说一切都是偶然的，但一切可以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对大部分同学来说，来听某门课是偶然的，对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来上这门课是必然的，但不少同学来人大上哲学院本身可能就是偶然的。所以，偶然和必然的关系非常微妙。

郭象的哲学典型地关乎"智慧与选择"的主题。他有一个命题"所遇为命"。"所遇"就是你偶然间碰到的遭遇。"所遇为命"就是虽然一切都是非常偶然的，表面上看上去非常莫名其妙的缘分，但是碰到的一切其实就是你的命，或者说，这一切偶然性最后会构成你的命。我们人生的"命"似乎不可确定、不可把握，其实就是由这些一个又一个偶然的机缘给决定下来的。所以，郭象讲得很深刻。比如说，我来上这门课按要求来说的是必然的，但我跟大家讲解的时候，每时每刻都是偶然的，但是讲着讲着这门课就被如此这般地决定了，不可更改了。所讲的内容很多都是偶然的，但当这些偶然的瞬间过去之后，这一节课就结束了，这就是"命"。"命"结束了，就不可改变了，"命"过去了，作为见证放在那个地方，过去了就无法更改了，这节课就成为历史。即使讲得不对，你可以说老师你过去讲错了，但过去的已经改不掉了，我们只能争取立即改正，希望未来"不二过"。人生就是这样的，由一个个貌似偶然的瞬间构成。郭象说得更玄，比如说，我今天碰到你了，他说这是"玄合"，或者 "冥合"。"玄合"就是玄之又玄地相遇啊，为什么我会碰到诸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站到这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这就是"玄合"，玄妙莫测。这个"冥合"就更深了，"冥"就是"冥冥之中"的"冥"，而"冥冥之中"就是黑暗到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人总以为自己看得清这个世界，其实人无时无刻不在黑暗当中。我们都有眼睛，表面上看得见，但是绝大多数人其实真的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人生就是这样，虽然我们都睁着眼睛，但是大家都像迷途的羔羊，不知道何去何从，这就是郭象深刻的地方。

但是我真正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却是在美国留学期间，我在夏威夷活火山的脚下，在一个不见星光的黑夜，我冒着生命危险蹚过铁水般的火山熔岩边缘，要走五公里才能走出来。当时天黑大雨，可是我的右边是滚滚的熔岩从火山口往下流，我左边悬崖不远处就是咆哮的大海。我一步都不能走错，因为如果走错了，我今天就不在这了，我走到熔岩当中我就被融化了，我跌落悬崖就被大浪吞没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有种无边的恐怖挤压着我，可我却必须平静而安宁地选择脚下的每一步，一步都不能错，那个瞬间我突然明白郭象的意思了。那个大雨磅礴、没有星辰的夜晚，我在生死之间徘徊，却立即理解了郭象命题的深意。那个瞬间我还明白儒家为什么要说人与人的关系多么重要。当一个人孤独地走在世界上，当一切身外之物已经不再重要，你除了内在的感受和思想之外，所有真实存在的其实就是你与他人的关系。如果你能把握这种关系，你就能开创人生，如果你不能把握这种关系，你就孤独地终老一生。所以人跟人之间彼此相互理解，相互扶持，共走一路，每一个同路人都是非常难得的缘分，需要我们倍加珍惜。茫茫人海之中，这几个人跟你一同走路，是你真实存在的证人，也是你真实"在世之中"的世界本身，这就是儒家珍惜当下、仁爱他人的哲学原点。

人跟人之间相遇很多时候是偶然的，但也可能就这样走下去而彼此改变一生，这是非常难得的缘分。偶然相遇可能是被动选择，但珍惜当下、珍爱他人就是一种主动选择。郭象另外一句话叫"静其所遇"。即使在无边的生死恐怖中，我们也要宁静，以平和的态度直面生死；另外，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每时每刻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平静和安宁。有的同学早上起来看到周围某些同学就不顺眼，对不喜欢的同学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些同学就是不能够安静地面对人生的缘分。他不能在缘分来的时候平静地面对，又不能让缘分平静地离开，因为他心生很多挂碍，结果会影响自己想做好的其他事情。人生的一切，本来就是来了又去，去了就由它去，该来的平静地接纳，不该来的平静地送走，不要有太多的执着。所以郭象说"静其所遇"，后来成为中国化佛教人生思想的重要源头。安安静静面对人生的际遇，按照西方的讲法就是一种哲人的 (philosophical) 态度，这种哲人的态度，就是一种看透人生的感觉。

我在北大毕业以后曾经在北京工作了一年，那一年我在一个杂志社做编辑，当时我主持一个栏目叫《千秋评论》，我那时曾想通过我写的评论和我团结的一批自由主义着来使得世界变得更好。因缘巧合，我在北京工作的第二年得到陈荣捷奖学金去夏威夷大学读博士，在夏威夷大学一待六年，这六年改变了我，改变了我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理解，改变了我对中国当代社会的现实、政治体制、文化历史，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所有问题的看法。这六年使我对中国作为我的祖国的理解有根本性的转变。回国后我碰到一些认为"中国必须彻底自由化，彻底学习西方制度"的自由主义学者放言高论，但如果我问他在欧美住过多久，大多数学者通常的回答是很短，有的甚至一天都没有住过，他们通过读哈耶克、托克维尔的书就认为西方如何，就要改变中国，这是在对西方没有切实了解的基础上对中国发隔靴搔痒之论，他们不能同情地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能走到今天，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合理、合适的方式来面对世界，调整状态，而不是简单鼓动年轻人的不满情绪。当然美国改变了我也算机缘巧合，因为我碰到了美国民主最糟糕的历史时代，那是911到伊拉克战争前后的时代，那是小布什政府为所欲为的时代，也是美国民主制背离其初衷的时代。我看到了美国政府干涉言论、控制舆论，如何造势，找借口发动战争，进而控制全球的野心，也因此早年对于自由民主的热情被一瓢又一瓢的冷水给浇下去了。国内一些学者把西方制度概念化，缺乏对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深入体验，看不到它作为一种现实制度也有很多问题。在美国期间，我对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中国古代关于社会政治的问题等等，都做了深入的体会和思考，这在后来的工作中成为我思考当代社会、政治与文化出路的基础。

在美国求学阶段也促进了我对儒学的深入思考。我在夏威夷大学求学的教授——我的导师安乐哲（Roger T. Ames）教授是国际比较哲学的领军人物。安乐哲教授18岁到香港，跟随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学习，之后一辈子献给了中国哲学，写了大量诠释中国哲学的书。2014年国际儒联请他在大会做主题发言，2013年他和李学勤教授一起获得"孔子文化奖"。他一辈子在国际上推动儒学的国际化，其成就得到了中外学界普遍认可。他导师刘殿爵（D. C. Lau）和葛瑞汉(A.C. Graham)都是西方研究汉学的重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著名教授，所以他继承的是海外汉学的传统。我也受到美国分析哲学，港台新儒家思潮的影响，可以说，在夏威夷大学学习六年改进了我与当代儒学的关系。我原来通过陈来、张学智、王博等教授对冯友兰这一传统有比较好的理解；后来到了夏威夷大学，对海外的儒学、对港台新儒家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种求学的缘分说明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当年自己冒着风险选择远赴海外求学，也因此展开了不一样的人生画卷。

在我读博士期间要修一些哲学课程，这些课程打下了我更加坚实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基础，因为我选的方向是"形而上学"。专业领域综合考试要考的人物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斯宾诺莎、怀特海等经典哲学家。同时我还要考当代分析哲学，需要读奎因 (W.O.V. Quine)、普特南（Hilary Putnam）、塞拉斯（Wilfred Sellars）、塞尔（John Searle）、罗蒂（Richard Rorty）, 以及斯特劳森（P. F. Strawson）、泰勒（Charles Taylor）、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帕菲特（Derek Parfit）、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内格尔（Thomas Nagel）等分析哲学大师的著作，这些当代美国分析哲学对我也有很大影响。美国分析哲学实可谓对欧陆哲学的反叛，虽然形成了自己的系统，但古典哲学问题意识其实大部分还在，比如我曾多次聆听一些大家如塞尔谈"intentionality"（意向性）、普特南谈实在论、斯特劳森、罗蒂讨论形上学，觉得他们的问题意识都可以回到经典哲学论述当中去。我在夏威夷大学接受美国的博士学术训练是比较扎实的，基本上每周要读大量的文献，且要能够迅速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出来，期末往往还要交一篇长论文。博士综合考试要求很高，一次古典形上学，一次现当代形上学，两次考试每次都考三天，考试期间三天三夜基本不要睡觉，最多就睡两个小时。类似的，政治系博士生的综合考试是七天七夜写九十页内容，在这种高强度训练和考试当中能够生存下来要求你有比较强的对文献的理解、对观点的把握和形成新思想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逐步形成了自己对中国哲学、对儒学的新理解，这体现在我的博士论文和之后的一些论著当中。

我的博士论文《儒家实用主义作为个人经验与世界交融的艺术》（Confucian Pragmatism as the Art of Contextualizing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World）研究儒家的创生性（creativity）问题。我希望通过creativity这个概念，借助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资源，主要是杜威、詹姆士和怀特海，讨论西方哲学创生性危机与中国儒家创生力之间的哲学对话。在思考儒学创生力与西方哲学互动的问题时，我形成了一个概念叫"contextual creativity"，可以译为"境遇性创生力"，或者说"intentional creativity"，意向性创生力。这个概念说明的是，个人周围的境遇、现实和历史的境遇都作为个人当下意念创造的背景而存在，人的所有的活动都处在境遇创生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此过程中进行选择。如果谈"智慧与选择"的关系，其实一切人生智慧都必须通过选择来表现，而选择如何显得有智慧呢？那就表现在选择发动的意向性的瞬间，也就是说，理解把握意向，选择意向发动方向的艺术既需要高超的人生智慧，又不可以脱离具体的人生情境。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我们的意念是会动的，意念在世界上流动其实是有创造性的，是可以反思、理解和自我掌控的。我们的意念每时每刻通于情境（context），所以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意向性活动，而所有意向性活动都是"contextual creativity"，都是我们基于境遇的创生性，换言之，一切意向发动都有其背景。

我通过讨论个人的求学经历，来反思自己对哲学史和哲学问题的理解，体现出我对哲学问题的体悟与把握，这就是一种境遇性，它是我一生意念得以生发的基础。而就当下的意念活动来说，我的意念发动，伴随着当时当地的情境变化，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我应该讲什么、如何讲对大家来说更加合适，更切近我们"智慧与选择"的主题，这堂课本身作为一个意向发动的过程，就是一种境遇性创生力的展开。我们每时每刻都是一个境遇创生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在意向发动的过程中进行选择。只是一般同学可能没有意识到，缺乏反身意识。儒家哲学讲修身，修身就要求你有反身意识，就是每时每刻一个意念起来，就要对于意念所在的情境有良好的把握、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情境给我的反馈在某种意义上先行于我的意念的创造和生发。意念所在的境遇，无论是现实的境遇还是历史的境遇，都是作为我当下意念创造的背景而存在的，我们如何把存在于这世界上的瞬间状态解析出来，并做不同维度的剖析：宇宙论的解析，形而上学的辨析等等。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人每时每刻都与宇宙相通，因为意念之情境的背后就是整个宇宙，是宇宙性的创生力，是整个宇宙的生生不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宇宙巨大的创造力的延续当中，此即《易传》所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易传》提出"大人"作为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能够做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与天地相合，与四时相配，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大人"每时每刻的想法和作为都完全与天道相通。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最高明的、有智慧的选择，不是来自于他内在的、私人的选择，而是，借用《论语》的话来说，是"克己复礼"的，借用朱熹的话来说，可以说是"存天理、灭人欲"的，那种每时每刻的意念都通于宇宙生生不息之力量的选择，才是高明的、充满智慧的选择。这是意念创生的第一个维度，可谓宇宙论上的创生力。

第二个维度讲的是认识论上的意向创生力或境遇创生力。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之下，我们的心灵是可以通于天地的，此即孟子所谓"尽心知性知天"，我们每时每刻都有足够的认识能力通达整个宇宙全体，宋明理学家反反复复强调这一点。当我们读康德的时候，康德告诉我们，理性是有边界的，运用理性去认识"自在之物"是会发生"二律背反"的。中国哲学当中当然也有"二律背反"，但是中国哲学家肯定我们内在心灵绝对不仅是内在的，也是可以超越的。牟宗三说"智的直觉"和"内在超越"的理论，就是我们的心灵在当下可以完全地和宇宙融为一体，这叫"心物一体"或者"心物一元"。如你在当下可以思考和理解远在天边的事情、思考广袤宇宙深处的事情，也就是人的心灵有无限的广度和深度，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去开发这种能力。

第三个维度就是我们在的这个世界当中存在的每一瞬间都跟他人在一起，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创造力其实就是伦理学的创造力。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关系开始的瞬间是怎样开始的呢？那是一种原发性的瞬间，就像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和你母亲的关系是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原发性的瞬间，你和你父母的关系在呱呱坠地的那一瞬间就开始了。儒家要求大家要孝顺，要去感受到父母的爱，再去回报他们，也就是通过反思的方式，我们需要去理解"孝"这种感情衍生出来的非反思的境遇性，从而建构人与人之间的"仁"的系统性学说。西方哲学家较少明确谈论个人之间的孝顺情感，他们更多用人与人是契约式的关系的方式来谈，其实，我们中国人讲的那种人与人沟通的瞬间，是情感性的瞬间，比起契约式的关系，对人生存世间的关系的领会要深刻和本质得多。

回国任教之后，我把博士论文《儒家实用主义作为个人与经验和世界交融之境》（Confucian Pragmatism as the Art of Contextualizing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World）修改成为从多个哲学维度沟通儒学与实用主义哲学的专著，2009年在美国出版。之后，基于在人大多年教中国哲学、跟张立文等教研室同道参学交流的经验，从比较哲学的视域用英文写作了《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译成法、西、阿拉伯等多国文字出版，成为不少海外学生学习中国哲学的入门教材，中文版对初学者掌握中国哲学的精义也有帮助。2014年我出版了《儒家实意伦理学》，从伦理角度发展了"意向创生"（intentional creativity）概念，系统阐发人的意念在不断变动的情境中所展现出的创造性，情境给予我们的反馈在某种意义上先行于意念的创生。也就是说，儒家伦理实践是一种选择的艺术，要求人们在一念发动的瞬间为善行仁。儒家所讲的修身，要求人形成一种反身意识，在意念创生过程中保持对情境的先行理解，从而在善念相续之间培养儒家式的理想人格。我的儒学建构努力顺着孔孟、承接程朱陆王，沿着刘宗周、熊十力、牟宗三的方向，力图开创新的"意学"哲学。

可以说我过去的努力都是有志于振兴中国哲学、复兴中国文化的实意之旅，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个人探索哲学智慧的经验，最重要的是想帮助大家理解当下存在的瞬间，如何让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都具有融贯于整个宇宙的意味，如何跟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在当下的人生选择当中体现出哲人的智慧。我自己矢志不移地奉献给振兴中国哲学的事业，一生都会致力于中国的文化复兴。希望你们真切感受到《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开放心胸，扩展视野，把握不期而遇的机缘，丰富自己的人生。希望大家通过学习哲学而更有智慧，让自己每时每刻的意念发动和人生选择都具有哲人的智慧！

（原载于《思想的探险——哲学的十三堂课》，人民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