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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长篇小说《命运》，蔡崇达生了一场病，发烧，双腿浮肿。2022年7月初交稿后，他长舒一口气，庆幸收尾前身体没垮掉。最后三个月，蔡崇达把自己关在上海家中的地下室。“那段时间负荷很高，神神叨叨的，没法跟人说话，连最心爱的女儿也顾不上搭理。”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那是上海因疫情出行不便的时期，好在交稿后城市逐步恢复正常，他可以去看病了。在医院检查了二三十项，核磁共振，最后的诊断结果是“免疫性发炎”。蔡崇达问医生，到底是哪个免疫系统发炎了，回答说不知道。蔡崇达猜测，这是身心调度到极致后，身体扛不住了。“写作时一旦这条河开始流淌，其实是追着河水走，最后它入海，澎湃起来的时候，你已经控制不住了，写完之后都没有力气再看，钉住最后一口气，卸掉。”他说。

蔡崇达跟妻子开玩笑，问她知不知道一个叫路遥的作家，妻子摇头。他告诉妻子路遥的经历，妻子说，原来写作还挺危险，是高危职业。

《命运》的主人公阿太活得很长，她生活在闽南一座近海的小镇，唯一一次出远门是年轻时乘船去广州治疗不孕，晕船晕车，吐得昏天暗地，什么也不记得。治疗无果，但阿太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北来、西来、百花，他们像上天赐下的礼物，虽然并无血缘关系。

蔡崇达家乡泉州海滨的渔女。蔡崇达的作品就是对闽南沿海小镇人物的书写。（视觉中国/图）

八年前，蔡崇达的第一本书、散文集《皮囊》里，阿太就现身过，杀鸡，攀屋顶，缝起切断的手指，是全书最精彩的白描。在2022年9月出版的《命运》里，阿太是故事的叙述者，娓娓道来九十九岁的一生。

《皮囊》是韩寒催蔡崇达出的，韩寒在序里说：“这本书他写了很久，我希望自己能读更久。慢一些，不争一些，也许得到更多，到达更快。”两人从高中起通过写作认识，成了好友。五年前，蔡崇达因为焦虑北京的空气质量令女儿呼吸道感染，决定搬来上海，就住在韩寒家附近，女儿的幼儿园是韩寒的妻子帮忙联系的。

另两位给《皮囊》写序的，是刘德华和评论家李敬泽。《皮囊》400万册的现象级畅销，反倒令蔡崇达成了一位难以定义的作家。《命运》的出版，似乎是他对八年前的自己的一次回应。

因父之名

蔡崇达把《皮囊》的诞生过程描述为“应激写作”。“很多作家的第一本书都是应激式的，不得不写了。或者说，很多作家第一本书是自救，当他内心被很多命题像只疯狗一样追着逼到墙角，就只好转身，咬紧牙面对，那些命题已经发脓，血肉淋漓了。”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本书画下名为东石的闽南小镇的群像，让他在远行多年后“回家”。

父亲的病是第一个命题。黑狗达（蔡崇达的小名）高二那年，中风的父亲舌头瘫了一半，他的话在别人听来，只是笨重而激动的音符，但仍会笑开满嘴被烟熏黑的牙，发动全家骑摩托去海边兜风。之前那个讲话大声、动不动脏话满口、江湖大佬样子的父亲，跟手术后剪短了头发、身体像漏气的气球一样干瘪下去的父亲，展开了一场战争。母亲、姐姐和黑狗达，是战争的调停者，是乐观家庭的演员，也是失去了主力的私营小加油站里不合格的帮手。在天光像盐一样雪白的秋天，他们来到海边堤岸，烤地瓜的孩子、砸酒瓶比赛的少年仔、准备下海的渔民，别人的生活都像奇迹。

父亲因缺乏运动而虚胖，退化成孩子，死亡是他盼不来的朋友。医院也是静谧的战场，白床单、白窗帘、白屋顶。黑狗达作为战地记者，观察被疾病召聚的陌生人。家属们忧心忡忡，病人们意外地阳光，随时有人突然消失。从门诊大厅经过，人群、躁动、汗味，是人间的确证。黑狗达在成年之前，过早地成了一家之主，拿主意，努力赚钱，大学时在报社兼职、做家教，打几份工，然后远赴北京工作。“按照与母亲的约定，这五年我要尽量冲，每年就两三次回家，而且每次回家都是带着工作，常常和父亲打个照面，又匆匆关在房间写文章。”战争似乎漫长得令人麻木，却在一个世界杯开幕的下雨午后戛然而止，黑狗达赶回小镇，父亲的遗体躺在厅堂，托梦时气呼呼的。

母亲的倔强是第二个命题。蔡崇达从初中开始热爱文学，疯狂地写，小镇没人听说过作家这回事，学校政教处主任觉得他不对劲：“每个人脑袋跟灯泡一样，是有保险丝的，保险丝一烧断就会疯，你差不多了。”母亲见蔡崇达写东西就生气，打他，烧手稿。他只好悄悄地写，把创作变成地下工作。直到父亲生病，母亲再无暇顾及。父亲住院没能阻止母亲建房子的决心，地是结婚三年后父亲买的，老石板房已经斑驳。为了凑钱，她边管加油站，边去工地做小工，为了省钱捡菜叶回来吃，小学肄业的她自己画设计图。加建的朝北四层楼房终于落成，虽然上面两层没钱铺外墙瓷砖，砖头和钢筋水泥裸露在外，像“一只珊瑚虫拼命往上长，死了变成下一只珊瑚虫的房子”。

小镇的追忆和感伤是第三个命题。传说中喜欢上跟着轮船来进货的外地男人的张美丽，小镇男孩性启蒙时期幻想的女神，她的生死疑云、道德的暧昧色彩，她经营的美美海鲜酒楼的传闻和盛衰。以白衬衣、吊带裤、皮鞋的小少爷模样来到镇上的阿小，以将要搬去香港为傲，蔑视本地孩子，成年之后再见时，阿小只是一个辛苦安装防盗门的技工，自嘲到香港后被同学看不起，交不到朋友，表达对都市生活的厌恶，永远地卡在小镇与外面的世界之间。同样“卡住”的，还有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天才”文展，他曾豪言：“我们是有机会过想象的生活的，我们可以挣脱这里的一切。”但终究在陌生的城市挫败，跑到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村庄，维修看护广电系统的发射台。蔡崇达在外面的世界常常遇到文展这样的人，凭借中小学阶段的成功带来的信心，做着未来规划，理想粗暴却淳朴，像“某种精致的土特产”。

命题还有很多，比如黑狗达六岁时才第一次看到海，虽然父亲曾是海员，小镇就在海边，但父母担心他去海边玩会有三长两短，希望他在镇上好好读书，不要再做跟船和大海打交道的辛苦工作。六岁以前，海对他来说，是一个被精心掩藏的巨大秘密，直到这次去外婆家路上，顺着甘蔗林传来的明晃晃的亮光，揭穿它，“每片海，沉浮着不同的景致，也翻滚着各自的危险”。

受到家乡泉州传统文化的影响，蔡崇达对命运和神明有独特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融入写作中。图为2022年春节期间的泉州通淮关岳庙。（视觉中国/图）

重新“生”出阿太

十六七岁时，父亲半身偏瘫，家庭经济支柱垮了，还带来无底洞似的看病开支，蔡崇达急需用自己的“成功”来撑起这片倾斜的屋檐。他暗暗立下目标，要挣钱送父亲去美国治疗，带阿太旅游，改善母亲的生活，但为忙碌兼职的自己加块红烧肉却要犹豫良久。写作是他最擅长的事，他赶上了纸媒黄金时代的尾巴，作为媒体人，他的早熟既源于天赋与勤奋，也源自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家庭责任。

当蔡崇达接到白岩松的邀约，参加《岩松看美国》节目组时，他只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白岩松是通过读蔡崇达在《周末画报》上的文章知道他的，后来白岩松对蔡崇达说，看他的文字以及这么显老的名字，以为是位老先生，没想到是个毛头小子。那天，蔡崇达从广州坐飞机到北京，穿T恤、短裤，背着双肩包，一副学生相，来央视白岩松的办公室拜访时，被人误以为是“白老师的粉丝”轰了出去。他悻悻走开后，接到电话，对方客客气气地问，蔡老师到哪儿了，他答：“我刚来过，被一个光头赶出来了呀。”白岩松见到他这么稚嫩，也有点怀疑是不是冒名顶替的，直到两人一起飞到大洋彼岸，在美国讨论了几天选题后，白岩松才对他说：“这下我确定了，你真的是蔡崇达。”

从深度报道，到长篇特稿，蔡崇达实现了一个记者的职业理想。2011年，药家鑫案在中国的舆论场发酵，引起激烈讨论，29岁的蔡崇达时任《GQ智族》中国版报道总监，以一篇三万多字的特稿《审判》为案件中的众多人物画像，用纪录片式的多线叙事，展开了这个多声部的悲剧，笔触涉及转型中国的城乡矛盾，社交媒体生态，小人物的心路、抉择、误会，司法公正的辩论等多个议题。《审判》获得了《南方周末》2011年度致敬之“年度特稿写作”荣誉，这是蔡崇达最为珍视的奖励之一。

阿太是黑狗达外婆的母亲，是《皮囊》里第一个人物，也是贯穿《命运》全书的人物。前者是散文集，后者是长篇小说，阿太的人物形象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产生了奇妙的张力。《皮囊》里，阿太说：“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似乎她是一个刚强的唯物主义者。如果有灵肉二分，《命运》里的阿太则站在“灵”这一边，她像一个以世纪为时间单位的灵媒，嫁到了镇上的神婆家，此后，通灵的一生也让她的“灵”活成了一面猎猎的风旗。

蔡崇达早年的奋斗最终没跑赢时间，没能带父亲出国就医，也没时间陪阿太旅行。父亲和阿太，都在他24岁那年辞世，成为“伤口”。快满30岁时，蔡崇达开始了《皮囊》这本书的写作，父亲的病是最重要的线索；40岁这年，他写完了《命运》，虽然没能带阿太出游，但在16万字的文字的河流里，阿太进行了一次漫长的游历。“我想重新‘生’出阿太。”蔡崇达说。

蔡崇达并不介意文体的外部差异：“无论非虚构，还是长篇小说，它们本质上最深层的东西是一致的。我可能会写长篇散文，也可能再写短篇小说，写长篇诗歌都有可能，它们其实是从不同维度来共同描述底部的根系。”作为一部以家族口述史为形式的小说，《命运》里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信息是真实的，百分之三四十是虚构的。蔡崇达原本想在写作过程中去走访阿太的老街坊、邻居，或者向母亲打听、确认一些阿太的事，但他最终放弃了这种做法。从七八岁起，蔡崇达就是阿太带大的，耳濡目染，从小听到了阿太的很多人生故事。“记忆是很奇妙的，很多东西我们不是不记得，而是丢了它的钥匙，”蔡崇达说，“当我用心去回想，阿太讲述过的许多故事就历历在目了，这其中残缺的部分，我就靠想象去补充和推动。”

“这个目录其实是招魂仪式”

《命运》区分了“讨大海”和“讨小海”两种闽南沿海地区的生存方式。“讨小海”是在近海从事养殖渔盐等产业，“讨大海”则是像赌博一样冒险远航，有对等的风险和收益，有时一去数年，有时有去无回。阿太的父亲漂泊到了台湾，她的丈夫杨万流和几个子孙在马来西亚开始了新生活。只有阿太自己，几乎终身未离开这个海陆相接处的小镇。

书中借神婆的口说：“只要我们还活着，命运就得继续，命运最终是赢不了我们的……久了，你就知道，它终究像个孩子，或者，就是个孩子，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命运终究会由我们自己生下。我们终究是，自己命运的母亲。”作家邱华栋区分了“命运”这个书名里天定的“命”和个人的“运”的不同，“命”只能去认识、顺应，“运”则可以创造和改变。阿太的命，是神婆所说的“到老无子无孙无儿送终”，但她在战乱饥荒的年代收养了三位孤儿，分别取名北来、西来、百花，最终儿孙满堂，仿佛在盐碱地上栽出一片超越血缘的、“恩”与“情”的花园。百花的原型，就是蔡崇达的外婆。

在阿太年轻时的岁月，这个闽南小镇像是大陆尽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语言与官话不通，百姓所体认的，与其说是一个民族国家，不如说是辽阔而各安其命的天下。“中华民国”被当地人念成“种花蒙古”，敲锣打鼓的人，在庙里挂了旗子就走了。过了几天，街上小孩包着屁股的是一团蓝，阿太觉得新奇凑过去看，才发现就是那旗子。“北来”“西来”的名字暗示了他们不是本地人，而是战乱年代的远方遗孑。

蔡崇达也在摸索自己的命运，先后体会了媒体人和畅销书作家的成功滋味后，他创办了一个叫“名堂”的服装品牌，但谈不上成功。“经商这种事需要的很多品质是我不具备的，其实经商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当然写作也是，但是我恰好能写作。写作的人可以是观世音菩萨，无比悲悯地看着这人间。但是经商人必须像地藏王菩萨，他有神性，但他管着鬼，因为商业是用钱作为脉络和组织方式的，钱就是容易激发人的恶的一面，贪的一面，欲望的一面。如果没有这种与人的黑暗面相处的能力，是没办法做成一个企业的。”蔡崇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泉州地区的神明特别多，不完全统计有五百多尊，“可能是世界上人均神明数量最多的地方”。这些神分工很细，床有床头神，灶有灶神，管生孩子的，管男欢女爱的，管处理家庭关系的……“除了功能性的神之外，还有以地域分的，每个村都有一个或者好几个守护神。”蔡崇达说，“我觉得神明就是一代代人在跟命运、跟无常相处的过程中固定下来的，试图留下来的心灵秩序的具象化。”蔡崇达自称有阅读障碍，对于不好“入口”的文字，读起来容易跳行，所以，他无论从事媒体工作，还是写书，都常站在读者角度，去考虑文字的浅易、看头和传达性。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不惜把《命运》的开篇写了几十遍。但翻开这本书的目录，“层层浪”“海上土”“田里花”“厕中佛”“天顶礼”这些标题与通俗的书名产生了反差。“这个目录其实是招魂仪式，”蔡崇达说，“我想通过这本书重新给神明接生，《命运》这本书的语言用了很多不断重复的短句，我会怎么怎么，我要怎么怎么，我又怎么怎么，这其实是祝祷的话语。”

2020年，蔡崇达（右）将母亲建的房子改造为图书馆。（视觉中国/图）

蔡崇达回忆小时候经常去卖蚝烙的摊子上淘书，摊主把当废纸卖的旧书报拿来包蚝烙。镇上的书店，他也是常客，但因为没钱买书，经常被老板赶。他想起初中第一次读到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时的那种激动，“书太牛了！写作太了不起了！原来文学可以自救，也能救人，我们需要读书，是需要读最聪明的人、最敏感的心灵掏心掏肺写出来的东西。当一个人不断努力往内心跋涉，他甚至可以陪伴几十几百年后跟他不同肤色、不同人种、不同年龄段的其他的孤独的心灵。我试图通过他的表达来理解自己，也意识到书是多么神圣。”

如今，母亲执拗地盖起的珊瑚虫一样的房子，被蔡崇达重建为陋巷里的图书馆。镇上的人在这里看书、办活动、谈恋爱。有一次，作家阿来受邀来图书馆演讲，旁边还能听到炒菜和母鸡下蛋的声音，阿来对观众说：“你们听，这就是下蛋。”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