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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味经

先生所著书，生前未刊板行世，外孙刘逢禄致力推誉，孙绶甲录寄粤东，阮元闻先生“践履笃实，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刻《春秋正辞》于《皇清经解》，以为先生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

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曰：“元少时受业于李晴川先生，先生固武进庄方耕宗伯辛卯会试所得士也。常为元言宗伯践履笃实，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斯为昭代大儒。心窃慕之。

“岁丙午，与公之文孙隽甲同举于乡。是时，公已解组归田，未及以通家子礼求见，亲炙其绪言也。公之弟学士本淳公之子述祖官山东，元视学时，常叹其学有本原，博雅精审，为不可及。岁辛未，公之外孙刘逢禄应春官试，馆于邸寓，公之外孙宋翔凤亦时来讲学，益叹公之流泽长也。

“元于庚寅岁建学海堂讲舍于粤东，思欲蒐采皇朝说经之书，选其精当，胪其美富，集为大成，为后学津逮。兹刘君从其外兄庄绶甲录寄宗伯公遗书凡□种。元受而读之。《易》则贯串群经，虽旁涉天官分野、气候，而非如汉、宋诸儒之专衍术数、比附史事也。《春秋》则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穀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邵公所讥倍经任意，反传违戾也。《尚书》则不分今古文文字同异，而剖析疑义，深得夫子序《书》、孟子论世之意。《诗》则详于变雅，发挥大义，多可陈之讲筵。《周官》则博考载籍，有道术之文为之补其亡阙，多可取法致用。“乐”则谱其声，论其理，可补古“乐经”之阙；《四书说》敷畅本旨，可作考亭争友，而非如姚江王氏、萧山毛氏之自辟门户，轻肆诋诘也。

“公通籍后，在上书房授成亲王经史垂四十年。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通其学者，门人邵学士晋涵、孔检讨广森及子孙数人而已。文孙绶甲虑子孙之不克世守，既次第付梓行世，元复为之序其大略，刊入《经解》，以告世之能读其书者。”(庄存与：《味经斋遗书》卷首，1~2叶)

按：《皇清经解》收先生《春秋正辞》十卷之一小部分。

先生撰著，亦曾单本刊行，如《八卦观象篇》，由邑人李兆洛刊布。

薛子衡《八卦观象篇跋》曰：“先生经说多已刊布，是书则今岁吾师申耆先生始刊行之。余又得先生之孙经饶先生写本校正焉。道光十八年，岁次戊戌八月，同邑后学薛子衡谨跋。”(庄存与：《味经斋遗书·八卦观象》后跋)

朱景昌亦有跋：“方耕先生遗书，大半多已刊行，是书则吾师申耆先生今岁校刊也。剞厥既就，以景昌习于天官家言，命疏其所以故，述其略例如右。道光戊戌季秋月朔，江阴后学宋景昌谨跋。”(庄存与：《味经斋遗书·八卦观象》后跋)道光间，《味经斋遗书》刊行，阳湖庄氏藏版；光绪八年重刊。所著书目为：

《易》一

《彖传论》一卷《彖象论》一卷

《系辞传论》二卷《八卦观象论》二卷

《卦气解》一卷

《书》二

《尚书既见》三卷《书说》一卷

《诗》三

《毛诗说》四卷

《周官》四

《周官记》五卷《周官说》五卷

《春秋》五

《春秋正辞》十一卷《春秋举例》一卷

《春秋要指》一卷

“乐”六

《乐说》二卷

四书七

《四书说》一卷

魏源撰《遗书序》，以先生为“真汉学”，谓“君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发愤慷慨，流连太息”。

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清有天下百余年，奖崇六艺之科，表章明经之儒，招徕献书之路，摩厉大江南北言游文学之区，刮湔明季虚诬乡壁虚造之习，其褒然成家，著录国史馆儒林传者人数十外，其官至九列，例不入儒林，入大臣传者犹十余辈。

“武进庄方耕少宗伯，乾隆中以经术傅成亲王于上书房十有余载，讲幄宣敷，茹吐道谊，子孙辑录成书，为《八卦观象》上下篇、《尚书既见》、《毛诗说》、《春秋正辞》、《周官记》如干卷，乎董胶西之对天人，醰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刘中垒之陈今古，未尝凌杂析，如韩、董、班、徐数子所讥，故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呜呼！君所为真汉学者，庶其在是；所异于世之汉学者，庶其在是。《易》‘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言‘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焉。

“君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魏源集》，237~238页；《味经斋遗书》所载，与此有异)

乾隆末，先生行谊，已入本书卷一，兹不赘。

先生于诸经时有撰著，“《易》则贯串群经，虽旁涉天官分野、气候，而与汉、宋诸儒之专衍术数、比附史事也”。道光八年，“其孙刻所著《易》若干卷成”。

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谓先生：“《易》则贯串群经，虽旁涉天官分野、气候，而非如汉、宋诸儒之专衍术数、比附史事也。”

董士锡《易说序》：“庄先生存与以侍郎官于朝，未尝以经学自鸣，成书又不刊板行世，世是以无闻焉。嘉庆间，其弥甥刘逢禄作《公羊释例》，精密无耦，以为其源自先生。道光八年，其孙绶甲刻所著《易》说若干卷成，以示余，再三读之。盖先生深于《周礼》，深于《春秋》，深于天官历律五行之学。夫深于《周礼》，则综核名物，不厌其详。深于《春秋》，则比事属辞，不厌其密。深于天官历律五行之学，则征引断制，不厌其博。故其为说，以孟氏六日七分为经，而以司马迁、班固天官、地理、历律各书志为纬，其为文辩而精，醇而肆，旨远而义近，举大而不遗小，能言诸儒所不能言。不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别流，而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巨汇也。方乾隆时，学者莫不由《说文》、《尔雅》而入，醰深于汉经师之言，而无溷于游杂，其门人为之，莫不以门户自守，深疾宋以后之空言。固其艺精，抑示术峻，而又乌知世固有不为空言而实学恣肆如是者哉！”(董士锡：《易说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

又曰：“余为张先生惠言弟子，学《易》谨守师法，如庄先生书，昔所未见。循诵既毕，窃叹天壤间学问之大，有非可以一端竟者，因即所见以附识此。”(董士锡：《易说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

薛子衡《八卦观象解跋》曰：“吾郡庄方耕先生邃精天官、律历家言，而一以六经为本。其言《易》之书不一种，而《观象解》二卷，则以垂象之义言《易》者也。其书首以八卦准四时分至，以二十八宿、十二次准六十四卦，而斗建云汉日月五纬纬焉。次以北斗帝居奠乾维，则四正四维之统宗也。以房心权衡咸池虚危奠震杂兑坎，则四宫四正也。以斗魁太阶汉津摄提奠乾坤艮巽，则四纪四维也。北斗自乾携巽，自西北径东南，天门地户也。云汉自艮达坤，以阴升，以阳降，山河之首尾也。星纪牵牛，日月之所终始也。故封域之分星，日月之赢缩，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辰星之见伏又次之，此言象之大旨，而《易》应焉。”(见《味经斋遗书》三)

李兆洛弟子宋景昌亦有跋，其言曰：“汉之分星，犹有说焉以处此，又何疑于古乎？阴阳迟疾，始于乾象，岁差始于大明，前民未之有也。曷为及之？曰：汉初所传，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术以推《春秋》，多所抵牾，定为伪托，而三代之盛不闻，星辰失次，至周衰乃频见之，则三古推步，法数本密。迨畴人散失，而后浸亡耳，赅而存焉。益以见《易》道之无穷也。”（见《味经斋遗书》三)

先生于《书》，“则不分今古文文字同异，而剖析疑义”。

阮元《庄方耕先生经说序》：“《尚书》则不分今古文文字同异，而剖析疑义，深得夫子序《书》、孟子论世之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

按：先生有《尚书既见》三卷、《书说》一卷。《尚书既见》多长篇，《书说》则为短篇札记。如《周书·泰誓》：“惟十有三年，当依《序》作一。”曰：“夏桀未若商纣之暴，伊尹五就之而后去。桀归汤，伯夷、太公辟纣而归文王久矣。文王不伐商，武王胜殷，亦不黜其命，立武庚为后焉。祖伊知纣不惟丧师，且不获其死。箕子知武庚不克享而诰微子使去之，其恶之轻重尚何不可知之，有吾未闻临之以兵而斥其多罪，犹得曰其辞恭者。”(庄存与：《味经斋遗书·书说》，5叶)

时山右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证实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为伪，流风所及，考据渐兴，先生以为“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

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曰：“大儒庄君，讳存与，江南武进人也。幼诵六经，尤长于《书》，奉封公教，传山右阎公之绪学，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闵秦火之郁伊，悼孔泽之不完具，悲汉学官之寡立多废，惩晋代之作僭兴伪，耻唐儒之不学见绐，大笑悼唐以还学者之不审是非，杂金玉败革于一衍，而不知贱贵，其罪至于亵帝王，诬周、孔，而莫之或御。盖公自少入塾，而昭昭善别择矣。既壮，成进士，阎氏所廓清，已信于海内，江左束发子弟，皆知助阎氏；言官学臣，则议上言于朝，重写二十八篇于学官，颁赐天下，考官命题，学僮讽书，伪书毋得与。将上矣，公以翰林学士，直上书房为师傅，闻之，忽然起，逌然思，郁然叹，忾然而寤谋。方是时，国家累叶富厚，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审愚贱，才智不及主上万一。公自顾以儒臣遭世极盛，文名满天下，终不能有所补益时务，以负庥隆之期，自语曰：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古籍坠湮十之八，颇藉伪书存者十之二，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肄业者。”(《龚自珍全集》，141~142页)

先生于“《诗》则详于变雅，发挥大义”，有《毛诗说》四卷。

如《毛诗说》说《小雅·白驹》曰：“诸侯之士，不贡于王，不见征于天子，则不可以仕于王室。天子之大夫，可以适诸侯，不可以仕于诸侯。于周不可则去之鲁，未之前闻也。于焉(原注：读于虔反)逍遥，其去而不仕，未可知也。于焉嘉客，其去而为诸侯客，亦未可知也。若将往仕于诸侯之国，则无宁来仕于天子之朝矣。尔公也，尔侯也，若之何为其陪隶臣乎？诚欲优游事外，则长守此不仕之志矣。既而遵迹以求焉，则见白驹在空谷矣，且见其生刍一束矣，不为嘉客为逍遥矣。贤哉此大夫其人，不见其德如玉，不见其人乐闻其音，毋更舍此而适远焉。然后知场苗场藿何幸为白驹食，今朝今夕，信不为暂而为永也。”(庄存与：《味经斋遗书·毛诗说》卷二，1~2叶)

先生于群经中研读最深、影响最广大者，厥为《春秋》。《春秋正辞》、《春秋要指》，开清代今文经学复兴之先河，寻微言于未坠，求大义之所存，诚所谓“开天下知古今之故”者也。

先生言“微言大义”，取法致用，撰《春秋正辞》，自称：“存与读赵先生汸《春秋属辞》而善之，辄不自量，为括其条，正列其义，更名曰《正辞》，备遗亡也。以尊圣尚贤，信古而不乱，或庶几焉。”(庄存与：《春秋正辞·叙目》)

按：赵汸，明初休宁人，撰有《春秋集传》十五卷、《春秋属辞》十五卷、《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以为“《春秋》，经世之书也”(《春秋集传自序》，书今存，《自序》辑入《经义考》卷一九八）。《春秋》之所以异于群书者，在其“属辞比事”。赵汸考列孔子“笔削之义”、“制作之原”凡八，曰：一、“存策书之大体”；二、“假笔削以行权”；三、“变文以示义”；四、“辨名实之际”；五、“谨内外之辨”；六、“特笔以正名”；七、“因日月以明类”；八、“辞从主人”。将以此“使学者由《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后圣人经世之义可言矣”(赵汸：《春秋属辞自序》，书今存，《自序》辑入《经义考》卷一九八)。先生“括其条，正列其义，更名曰《正辞》”。谓：“《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圣心之极。观其辞，必以圣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说《春秋》者，止诸至圣之法而已矣。”(庄存与：《春秋正辞·春秋要指》)又谓：“《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礼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文。”(庄存与：《春秋正辞·春秋要指》)若是，所言与宋、元以降义理之学既异，与言训诂名物之汉学亦迥然有别。

朱珪《春秋正辞序》曰：“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又曰：‘其义则某窃取之矣。’又曰：‘属词比事，《春秋》教也。’然则本志以立事考义以定辞，苟非因端睹指别嫌、明微精，求于繁杀之间，严辨于同异之故，率词揆方，各得其序，守文持论，鲜有能通者焉。”

前辈少宗伯庄方耕先生，学贯六艺，才超九能，始入翰林，即以经学受主知。群经各有论著，斐然述作，遂造其深率尔，简札必衷于道。畴昔之岁，与余同官禁近，朝夕论思，无间术业，挹其渊醰，如饮醇醴，窥厥原本，疑八宝藏，洵当代之儒宗，士林之师表也。公之孙隽甲，为余丙午典试江南所得士，偕其弟贵甲来京师，持公所纂《春秋正辞》一书，问序于余。余受而读之，义例一宗《公羊》，起应实述何氏，事亦兼资《左氏》，义或拾补《穀梁》，条例其目，属比其词，若网在纲，如机省括，义周旨密，博辨宏通。近日说经之文，此为卓绝，用以诏兹来哲，庶几得所折衷，由是抉经心，执圣权，则偏惑乖方之诮，吾知免矣。嘉庆六年龙集辛酉四月望，大兴朱珪序。(庄存与：《味经斋遗书·春秋正辞》卷首)

先生《春秋正辞·叙目》曰：“存与读赵先生汸《春秋属辞》而善之，辄不自量，为括其条，正列其义，更名曰《正辞》，备遗忘也。以尊圣尚贤，信古而不乱，或庶几焉。”

叙曰：

“大哉受命，钊我至圣。弗庸践于位，皇惟飨德，乃配天地。正奉天辞第一。

“王者承天以抚万邦，为生民共主。嗟嗟周德，光于文、武。亦越既东，元命永固。永固在下，诸侯以僭。大夫陪隶，用贵治贱。挈诸王者。正天子辞第二。

“呜呼厚哉！周公光大，成文、武德，劳谦不伐，万民以服。元子在东，有典有册。欲观周道，舍鲁奚适。圣人无我，曰父母国。正内辞第三。

“三王之道，行义为大。假之以为功，乃救罪不暇。一匡天下，实惟桓公。晋文继之，亦惟在王功。曰正曰谲，一夺一予。楚庄晋悼，彼何足数。正二伯辞第四。

“自天地生民以来，神圣有攸，经纬于是焉。在圣所贵，贵其民循厥理，惟庶邦君，以厥臣续大命，孳孳其无殆黜，乃心毋底罪。正诸夏辞第五。

“荡荡覆载，圣则无私。畴不即工，圣其念之。明明时夏，懿德所经。顽嚚聋昧，乃狄之行。呜呼慎哉。正外辞第六。

“若之何弗吊，天下享右。罔爱于居圉多辟，罔克究于永祀。侵戎虐我，黎服溃溃靡所止。圣乃钦底罚于有辞。以差厥罪，俾寅念于天嗣。天民越指疆土。明哉明哉！天伐章哉！正禁暴辞第七。

“噫嘻皋女，民以生其女，曷克生，生女怙于口，实乃惟怙于天德。呜呼！德卒丧多罪显闻于上。遏之绝之，乃殄灭之。殄靡有遗，民乃其苏，时乃敬明于圣之志，匪用怒，尚隐哉其惧。正诛乱辞第八。

“圣秉道，垂文辞，惟义之训，事之违。匪从惟从，匪述惟述，折厥衷，见天则。正传疑辞第九。”(庄存与：《春秋正辞》卷首，以下引《春秋正辞》)

言“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表五行灾异，宗《公羊》经说。

次三曰大一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郊社宗庙，尊无二上，治非王则革，学非圣则黜。次四曰通三统，三代建正，受之于天，文质再复，制作备焉。……次九曰张三世，据哀录隐，隆薄以恩，屈信之志，详略之文。智不危身，义不讪上。有罪未知，其辞可访。拨乱启治，渐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以成。(卷一，《奉天辞》，1叶)

言“大一统”、“王正月”曰：“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卷一，《奉天辞》，4叶)

言“通三统”曰：“经所不言，何故传之，不殆于诬乎？曰：乌！是何言欤？天有五行，地有五行，陈天之五，合地之五，明天道也，重皇极也。……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各以五配。”(卷一，《察五行详异》，12~13叶)

事天如事亲……天地之大者在五行，各一其性，不得相干。……所谓《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也。(卷一，15叶)五行之失，如疾然，气虽乱各有所主，不存其意，不贯其理，以此事天，何异许止之不尝药也。五行之变，非尽变也，非不遽复也，谓和则俱和、失则俱失，是乃诬天地也。不然，夫祖己之言亦曰：正厥事可矣。……此与人臣之义，陈善必列其宜，匡失必举其败，不敢为无端崖之辞以溷其上，而藏其奸，敬之至也。今曰恐惧修省云尔，将俾尽革其政与？抑择所振救与？抑空言无施，而百官万事皆自若与？此固奸以事君者，所欲得以饰其恶也，欺君不祥，诬天地不祥。(卷一，15~16叶)

成公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下引《公羊》“记异也”下云：“此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时叔孙侨如出奔，公子偃诛死。”(卷一，16叶)

天灾应人事

庄二十年，齐大灾

僖二十年，西宫灾

成三年，新宫灾

襄三十年，宋灾

昭九年，陈灾

昭十八年，宋、卫、陈、郑灾

定二年，雉门及两观灾

哀三年，桓宫、僖宫灾

哀四年，亳社灾。均存象

(卷一，17~20叶)

下云：“《春秋》火灾，屡于哀、定之间，不用圣人而纵骄臣，将以亡国，不明甚也。”(卷一，20叶)襄公二十四年，“大水”下云：“以志灾，则莫恤民矣；以志戒，则莫畏天矣。”(卷一，23叶)

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下云：“不日而月”，“石无知，故日之，微有知，故月之”。“日月有义乎？曰著详略之文也，于以正外内，于以定尊卑，于以审轻重，于以纪远迩，于以征敬怠，于以别同异，如之何其可废也。然则无知何以日，微有知何以月，曰不过乎物以事天也，无知而变，变出于天，有知而变，变出于地，或日或不日，尊卑之辞也。”(卷一，31叶)

谓“《春秋》之义，务全至尊而立人纪”，“君父忧勤，臣子安乐”。“为国者慎毋弃先王之经”。

桓公五年“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下云：“《春秋》之义，务全至尊而立人纪焉。月之系王，伤三王之道壤也。诸侯不知有天子，此可忍言孰不可忍言，以天下言之曰：天王，王承天也。”(卷二，《王伐》，4~5叶)

君父忧勤，臣子安乐，其永言哉！诸侯子孙，苦于所不知者五焉。(卷三，《内辞》，13叶)

为国者慎毋弃先王之经，俾为盗者藉手口哉！(卷五，3叶)

书中亦有讥刺《左氏》之语，以为应“读乎《春秋》”。

公羊家有所受之，彼徒据左丘经，将以何明之？经鲜不乱，传且失之诬矣。(卷五，《内辞》，7叶)

文公十年“臧孙辰卒”下云：“卒，何以日？辰，鲁之崇也。得无贬乎？义不得无贬，而辞无贬也。……臧孙辰，闻人也，以其言为鲁大夫师，自知弗若季，则护其故以蔽之，俾不通然后已。以王者之法正之，蒙显戮者，辰其首也，辞乌得无贬乎？曰：义在指矣，曷不学乎《春秋》，庄公季年迄于兹，辰也日在卿位，告籴之外无见焉，鲁人皆崇之矣，圣人皆削之矣。季友卒，僖政衰，仲遂恣，宣慝伏，鲁无人焉。孰知辰之至是始卒也。享卿禄者又五十年矣，不为不久矣。噫！后之君子，钦念之哉！以臧孙辰之为良大夫，当世谓之不朽，而闵、僖、文之《春秋》削之，无一事已录者。则知蔽贤之罪大，而小善不足以自赎也。甚绝之也，义在指矣，曷不读乎《春秋》。”(卷五，《内辞》下，8~9叶)

言“三世”，谈“贵践”，论“贵近略远”，谓“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隐公七年“膝侯卒”下曰：“膝，微国也，所闻之世始书卒，所见之世乃书葬。曷为于所传闻之世称侯而书卒？以其子来朝，恩录其父，王者所不辞也。”(卷七，《诸夏辞》，23叶)

苟非其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不免于篡弒之诛，死罪之名，如其人，如其人。尧、舜揖让，汤、武征诛，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矣。曷为贵贱不嫌？贵者无常贵，贱者无常贱，昭明德，废幽昏，决然而不可疑也，疑则万不可以少尝之矣。膝侯、薛侯，《春秋》当新王也。膝子、薛伯、亲周也。(卷七，《诸夏辞》，23叶)

隐公八年“蔡侯考父卒”下云：“《春秋》录大略小，录近略远，其书之名有指矣。以考其行，以稽其失，以痛其祸，以治其乱，恒于大国详之。”“诸侯之事，父子君臣之大伦要在于《春秋》，故曰礼义之大宗也。”(卷七，《诸夏辞》，23~24叶)

桓公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郑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郑庄公”下曰：“寤生之罪，不可不诛，浮于卫朔矣，则何以书葬？曰：朔之罪已见，寤生之罪未见，以不可书辟之也。曰《春秋》诛乱贼，义有所辟，必有辞以诛之。”(卷七，《诸夏辞》，25叶)

文公五年“秦人之入鄀”下云：“鄀者何？微国也，自我言之，远国也。”所以书，因“秦人之好兵”而志之。“《春秋》之法，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民者，《春秋》之所甚爱也；兵者，《春秋》之所甚痛也。”(卷八，《外辞》，13叶)“滑也，鄀也，非秦所以通道于东诸侯者乎？苟有桓、文之君，则知所以示权于中国矣，而况王者兼国二十，开地千里，皆于是乎见之，而犹未止也，远矣哉！”(卷八，《外辞》，13~14叶)

宣公十年“楚人杀陈夏征舒”，以为“讨之正”。曰：“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中国有乱狱，天子不能诛，诸侯不能正，而楚人能之，故予之也。”(卷十，《诛乱辞》，11叶)

定公十四年秋“卫世子蒯瞆出奔宋”下曰：“辄能之矣，蒯瞆何俟于赦，不幸荧惑者众，以利害劫辄，邪说又作，卒于终不可谕，而吾夫子始去卫矣。”(卷十，《诛乱辞》，27~28叶)

先生治学不拘汉、宋，发挥“微言”，重“取法致用”，贵经世，于汉学、宋学有资经世者曾予采缀，于汉学、宋学无助经世者则加废弃。探究汉学、宋学之精义，一以经世为指归。基于经世，特重经书之大义。溯自汉武帝“定儒术于一尊”以降，士大夫浸渍经义，推衍经术，围绕经书转，非圣人之言不敢言，依托儒经，阐发议论，时有所见。先生则于乾隆“盛世”，“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致有“开天下知古今之故”之誉。

言“微言大义”，必崇奉今文，今文经学固以“微言大义”见称者也。今文盛于西汉，东汉以降渐趋湮没。先生揭橥提倡，清代“复兴”今文经学之创始人也。

先生以《春秋》为“五经之筦钥”，《春秋》义例存乎《公羊》，其所以尊奉《春秋》、独崇《公羊》者，阅其书，可知其原：

一曰，“《春秋》经世之书”，“礼义之大宗”，“法可穷，《春秋》之道则不穷”（庄存与：《春秋正辞》卷十《诛乱辞》第八)。又“举往以明来，传之万世而不乱”云。(庄存与：《春秋要指》)

先生以为《春秋》，孔子笔削。孔子返鲁而作《春秋》，“不得已”也，中有“微言”存焉。《春秋》非“纪事之史”，而“约文以示义”(庄存与：《春秋要指》)。所书均有“所表”，存有“书法”。如上揭文公五年记“秦人入鄀”，《春秋》本“录大略小，录近略远”，今载此“微国”、“远国”者，因“秦人之好兵”，故记专条。曰：“《春秋》之法，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民者，《春秋》之所甚爱也；兵者，《春秋》之所甚痛也。”“秦人好用兵，而先见其端于天下，于入鄀然后见之也”(见前）。又如文公十年记：“春王三月辛卯，臧孙辰卒”，先生以为志以“辛卯”日期者，臧孙辰为鲁国所崇敬，故“书之，志以‘日’，是否‘贬’？”曰“义不得无贬而辞无贬”，因臧孙辰“自知弗如”柳下惠，而“蔽之俾不通然后已”，此为“蔽贤”，故“辞无贬”，而“义在指矣”(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五)。《春秋》“书法谨严”，义有所指，“举往明来”，经世所资。故为人君者必知《春秋》，为人臣者必尊《春秋》之义。

二曰，《春秋》大义，存乎《公羊》，中有“通三统”、“张三世”诸例，辨名分，定尊卑，明外内，举轻重，欲明《春秋》，必深研《公羊》义例。

儒家言必称三代，以尧、舜、禹、汤、文、武为“至治盛世”。平王东迁，王室衰微，浸为“乱世”。今文学者以为夏、商、周三代各有其统，夏为黑统(人统)，商为白统(地统)，周为赤统(天统)。夏、商、周三代制度各有因革损益，非一成不变也。先生之甥刘逢禄推衍其旨，曰：《春秋》“立百王之制，通三统之义，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于是“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刘逢禄：《论语述何篇》，见《刘礼部集》卷二)。清代去古虽远，而“继体守文”，能“深明《春秋》之法以制驭其政”，则“三代之治未尝不可复，其乱未尝不可弭”(刘逢禄：《十七诸侯终始表序》，见《刘礼部集》卷四)。援《春秋》之微言，据当今之实际，“后王有作”云。

《春秋》之时，浸为“乱世”，诸侯征伐，周天子名存实亡，孔子作《春秋》，“于所见(昭、定、哀)微其辞，于所闻(文、宣、成、襄)痛其祸，于所传闻(隐、桓、庄、闵、僖)杀其恩”，“异其书法，寓有褒贬”。且“于所传闻世见拨乱始治，于所闻世见治，廪廪进升平，于所见世见治太平”，“由是辨内外之治，明王化之渐，施详略之文，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然则“《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刘逢禄：《释三科例》上《张三世》，见《刘礼部集》卷四)，如是由“乱世”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之“三世”说，亦以社会历史为进化也。虽然，欲进化，则应明乎《春秋》。先生发其端，刘逢禄阐其旨，举世高谈三代，“世愈远而治愈甚”，以致沦入退化论泥潭之时，独能比迹“三统”，推衍“三世”，力主“拨乱”，倡言“经世”，自属不易。

三曰，董仲舒挥发《春秋》“大一统”学说，儒家为之“独尊”。当今“盛世”，尤应“一统”，不能拘泥章句，而应“远法”《春秋》。

“三统”、“三世”，时代不同，应随时因革；亦唯有因革损益，始能想望“太平”。悬一理想之目标，作为“太平”之倒影，时愈久则治愈甚，“大一统”，始能“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先生以为“天无二日，世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春秋正辞》卷一《奉天辞》)，必尊亲事君，“全至尊而立人纪”(《春秋正辞》卷二《天子辞》)。《春秋》即以“天子之事”，“辨名正分”，正外内，定尊卑，审轻重，纪远迩，征敬怠，别同异者。为人臣子，即应忠君，应“陈善必列其宜，匡失必举其败”，不能以“无端崖之辞以溷其上，而藏其奸”，不能“固奸以事君”，“以饰其恶”，欺君“不详”也。(参见《春秋正辞》卷一《奉天辞》)若是，“大一统”之核心为尊君，为拱奉中央王室。

春秋时，王室已微，孔子表彰者，齐桓、晋文“尊王攘夷”，“一匡周室”也。孔子笔削《春秋》，留有“书法”。如庄公二年五月记“春，陈侯使女叔来聘”，即书之以“录齐桓之功”，“齐桓主中国，则陈不知有楚患，国家安宁”，桓公既薨，陈遂“日役乎楚”(《春秋正辞》卷四《内辞》第三《来聘》)。齐桓“存三亡国，而天下咸谕乎桓公之志，再为义王，克尽臣节，修礼诸侯，官受方物，鲁人至今以为美谈”(《春秋正辞》卷六《二伯辞》第四)。盖桓公“纠合诸侯，一匡天下”，尊奉周王朝，“归命周天子”，以成“大一统”也。

由是观之，清代今文经学复兴者之所以力言《公羊》，因其存有《春秋》大义，其“微言”复重在“大一统”。先生之复兴今文，亦缘维护“大一统”而援《春秋》为依附，发挥《春秋》“微言”以维护“大一统”也。

“乾嘉盛世”，危机隐伏，腐朽衰败迹象已呈，乾隆亦力主“大一统”，此均与今文经学之复兴有关，阅卷一所引《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