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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临安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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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常文,1929年生,山东海阳人,1945年参军,同年11月入党。曾任班长、副排长、排长、连长等职,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1951年任浙江军区某部管理员。1956年后任嘉兴专区疗养院总务处主任、临安县城关镇联合诊所负责人。1959年后任临安县青云桥卫生所负责人、县卫生防疫站办事员。

我于1929年7月出生在山东牙前县(现属海阳县)。家属贫农,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大半收成交给地主。生活贫困,经常吃不饱饭。我8岁时在村里上学,一个星期上两天课,断断续续上了一年。抗战全面爆发时,我已经9岁了。记得有一次日本鬼子进村抢粮食,还在村里放火,残杀没来得及逃走的村民。13岁那年,我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经常和伙伴在村口放哨,公路上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发现敌人来了,或者有什么异样的情况,我们就立即回村报告。那时,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的故事已经在村里流传,我知道了红军渡大渡河、夺泸定桥的事。共产党来了,村里也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许世友曾经住在我们村的范家祠堂,要我们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

由于父亲身体不好,我负起了养家的责任。16岁时,我给二叔家做长工,工钱是一年150斤粮食。我前后做了一年长工,白天扛活,晚上跟铁匠师傅学习打铁,给骡马制作铁蹄,打家用铁器。1945年1月,牙前县独立大队的领导到家乡招兵。这位队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只有一只手。家里生活困难,做长工太苦了,我就在村里报名参军了。

参军前,我一年到头穿的都是破旧的土布衣服,常常赤脚劳动。妈妈给我纳过一双布鞋,我高兴坏了。参军时,部队发给我一套新的黄色军衣、一双烤猪皮做底的鞋子,还有一支配了刺刀的长枪和三颗手榴弹。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穿新衣服。部队一年发两套衣服,一套单衣,一套棉衣。部队也发了个小本子,教我们学文化。

我在部队的大家庭里成为一名革命军人,白天参加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我学会了一首歌:“天上有颗北斗星,地上有个毛泽东。他是我们的一盏灯,照着我们把路行。”那时部队子弹很少,战士们都要学会拼刺刀,我常常天没亮就起床练习拼刺刀。部队非常注意遵守群众纪律,爱护老百姓,行军路上不能踩坏老百姓的禾苗。如果住在老百姓家里,就在地上铺一层茅草,而不动老百姓的铺盖。离开前,还要给房东挑满水缸、打扫干净院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人牢记在心。老百姓称赞我们做得好,主动做饭给我们吃。老战士很照顾我们新战士。参军后,我处处感受到部队的温暖。

不久,我任牙前县独立营二连班长,班里有8位战士。连首长觉得我忠诚老实,办事认真负责,对敌作战勇敢,团结战友,所以就让我当班长。有一次,我们在青岛的即墨县活动,连长派我和班里的孙家豪、孙锡彬两个战士去袭击鬼子的据点。据点外面拉满铁丝网。晚上,我们悄悄地摸到敌人的据点边,借着月光,向敌人连续投手榴弹。爆炸声中,趁着敌人混乱,我们又悄悄地撤退。还有一次,我一个人单独外出筹集军粮,被鬼子发现。鬼子开枪并朝我追击。我跑得飞快,藏到了附近的麦田里,等鬼子走后我才出来。我立过一次三等功。

我于1945年11月入党。由于我只上过一年学,文化水平低,排长隋坤山代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他和余指导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当时还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我说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一个月的候补期满后,我转为正式党员。后来我担任了胶东兵站警卫营一连班长。

1947年2月至12月,我担任过东线兵团后勤警卫连副排长、排长。这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我带领一个排30多个战士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向前方阵地运送弹药。12月起,我担任山东兵团(七兵团)司令部参谋。1948年9月解放济南的战斗中,我作为山东兵团司令部的小参谋,跟着后勤部副部长李厚坤跑前线。我参加了淮海战役,也是做后勤运输工作。过年时,连队包了顿猪肉大白菜饺子,一起快快乐乐地迎接新年。连队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它以农夫和蛇的故事教育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求和阴谋要保持高度警惕。

1949年3月,我在七兵团司令部担任后勤警通连连长时,跟随部队南下。5月3日,杭州解放。我部驻扎在杭州笕桥机场。刚解放时,杭州非法的银元交易很多。我带领战士去南山路、西湖边检查,抓过一些不法贩子。

1951年7月到1956年初,我在浙江军区某部任管理员。我随部队在杭州汪庄休整了一段时间(我负责后勤警卫工作)。军区要办财经干校,领导派我招会计学员。招生任务完成后,我带领他们去莫干山。学员分为3个中队,我是三中队副队长,负责管理学员的生活。我还在浙江军区后勤学校卫训大队第九中队红旗分队担任过队长。

在莫干山时,我给家里写信,恢复了联系。1954年老家给我写信,说家里发了洪水,收成困难。部队给了我30元钱的补助,我邮寄回老家,老家的人买了一头驴种地做活。

1956年3月,我从部队转业到嘉兴专区疗养院工作,直至1959年9月。我担任总务处主任,主要负责修建房子、管理食堂和采购设备、物资等。之后疗养院搬迁到临安,我还担任过临安城关镇联合诊所负责人。

到临安后不久,我到临安县青云区卫生所工作。当时卫生所有一座两层的小房子,医生和护士一共大概十几个人,缺少党员,所以组织上就派我到卫生所工作,主要负责行政事务。农忙时,带着卫生所人员去附近生产队帮助社员插秧、割稻。1961年,我调到县卫生局工作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到临安县卫生防疫站工作。县卫生防疫站当时在城关镇直街(现衣锦街)桂花弄内,与县卫生局合署办公。站长是赵久廉,工作人员有30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为26人。防疫站设有办公室及防疫、卫生、检验3个科。我和同事经常下到生产队,和老百姓打交道,教他们如何预防传染病。另外,我还参加过县里下派的工作组,去湍口、岛石指导一些生产大队的干部选举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卫生防疫站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一些干部和技术人员受冲击。1968年5月,成立县卫生防疫站革命委员会(1972年3月改为临安县卫生防疫站革命领导小组),工作局面才稍稍稳定下来。我到泉口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

1978年4月,县卫生防疫站革命领导小组取消。县卫生防疫站从县卫生局独立出来,恢复站长负责制,杨润新任站长。工作人员有32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为24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防疫站进入健康发展时期。1984年7月,实行站长负责制、职工聘用制、科室领导聘任制。1987年4月,位于临安镇木梳弄145号的新办公用房建成,占地面积3.78亩,总建筑面积3356平方米,其中业务办公用房1260平方米,另外有职工宿舍2096平方米。工作人员增至50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有36人。设站办公室、地方病防治、改水、图书等4个室,防疫、计划免疫、卫生、食品监督、检验等5个科。

1990年,我正式离休,退出工作岗位。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从新中国成立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从“一穷二白”到国强民富,我和老伴是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的见证者。

我文化程度不高,是个大老粗。我这一生跟随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斗争,后来又分配到卫生所和防疫站工作。总起来说,我始终以普通一兵的角色来要求自己,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安排,跟着党走,勤恳工作。当今我们的国家日渐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我晚年的生活也幸福安康,这一切都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

口述:范常文 文字整理:程珂、吴广瑞、陈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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