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门左道奇门遁甲)(旁门左道邪术)

从智人到现代人，人类社会已经有八万年可以用来追忆了。相比较我们常常说的，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来说，人类文明可追溯的历史至少是咱们的一十六倍。也就是说，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巨大跨度里，容得下一个中华文明在里面生生灭灭一十六次，这可不是指朝代更迭哦，而是文明的生灭。就像印第安三大古文明之一的玛雅文明，今天早已经灭亡了。也许未来哪一天，又会有新的类似的文明在地球上出现也不一定。

每天，人们都在激励着我们要热爱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这其实是一个文明能够延续的基本保证。要知道朝代的更迭，还是文明内部的事情，文明的消亡才是一个文明最大的悲伤。今天，亚特兰蒂斯文明，已经成了一个似有似无的神话传说。而众所周知的16~17世纪西班牙人登陆南美洲的惨案，就是将印加文明彻底消灭了。虽然在古印加文明的土地上，如今依然有人类，而且建立了许多国家，比如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智利、阿根廷等等，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印加文明了。

一个人类的文明到底能延续多久？除了物质发展之外，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发展。物质的发展似乎可以延用从低级到高级的达尔文主义，比如苹果电脑的第一代，肯定比最新一款的Mac pro要落后不止一点点。古人的生产工具，与今天的全自动机器相比，也是不值一提的事情了。

然而人类的精神发展却不是这样的，我们至今都没有办法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证明今天的人的精神高度，已经比两千年前的古人要高很多。因为这不是事实，而且可能还恰恰相反，今天的人的精神高度，比起古人来，却是越来越低级了。你没有发现今天的人看一篇稍微严肃一点的文章都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了吗？更不要说阅读深奥的古典文学了。而且，如今许多成年人的精神诉求，也越来越倾向于儿童化，仿佛童年的某个过不去的“梗”，这一辈子都过不去一样。也许，这也正是坊间所谓“童颜巨乳”的情色流行的内在原因：虽然成年了，但还希望在一个具体的个体身上，满足所有儿童期没有满足的心理渴望，与一个脸看起来像小女孩的女人一起玩耍，却兼顾恋母情结和母乳喂养的口欲期焦虑记忆。这种“绿腰之好”，便搞得如今满世界的未婚姑娘，却各个看起来都像处在哺乳期一样，不得不说，实在是“退化严重”啊！

这个小小的例子，也许从某个侧面，反映出了人类的精神退化现实。而人类精神的波浪化起伏，从进化到退化，渐渐越来越低，从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期，或者叫轴心时代（这个概念由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思贝尔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指称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的文化突破现象）开始，仿佛人类精神，正处在一浪低过一浪的熊市。如今，至少中华文明已经不出产原生思想家了。甚至我们已经在嘲笑思想家或者哲学，觉得这是疯子才干的事情。相比较思想家，我们更愿意当企业家。好像这两千多年来，中华文明就奔着挣钱来的一样。

可不要专门“批评”中华文明啦，不然我们的小小玻璃心就要“馊不鸟”了，要碎一地了，也许许多人还要恨不能拿小锤锤和唾沫星子淹没这篇文章的作者了。嗯，对了，别闹，乖，听我说完：其实这也是全球范围内的，被长久地忽略了的人类物种在精神史上的事实。

因此，我们很难说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真的是从低级到高级，从蒙昧到智慧。这是一个谜一般的设问：人类文明真的是一个线性向上的发展过程吗？

这是今天一切诸多问题的基本追寻源始点：如今的科学，也无法提供人类精神的，源始基础的完整模型，因此也无法提供一个具有科学价值的，人类个体精神的高级样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甚至可以说，科学在认识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基础上，并不能提供精神的进化方向。

相比较部分遵循甚至延续了达尔文主义的科学，更加古老的宗教，却提供了一个明确相反的标尺：人类的精神，处在蜕化的函数线上。

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的经典论断，同样具有强烈的达尔文主义身影。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达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明确的从低级到高级的社会进化论。

然而，这种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也无法解释人类的精神发展，为什么会从高级走向低级，从轴心时代的诸圣贤出世，中华文明诸子百家雄起而争鸣，走到今天，连个国学都搞不清楚有哪些内容，将那些个旁门左道、奇门遁甲、巫术阴阳、纵横之术等等一干原本不入流的东西，统统纳入国学，却连子学经学都分不清。如此退化，已不可解释了。

而更不要说达尔文的生物性或者物理性的进化论，对于人类这一物种来说，其实至今也既不可证实亦不可证伪，也就是，没有任何一位坚定的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家，自达尔文进化论提出后，得以证明人类在物种层面依旧在进化。相比较生产工具的进化带来的社会人文变革，达尔文主义在人类学层面，只能是一种科学假说和设想而已，虽然这一科学设想，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来说，可谓影响深远。

而精神文明层面的事实，却在反复证明，人类的精神结构，总体上是退化的。

由此，让我们来看看影响今天的全球人类生活最深刻的现代主义，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精神文明现象。

毫无疑问，现代主义带给了人类文明深刻的物资形态的重大影响。由科学理性引发的现代性，给人类生活，注入了工具理性，自现代性开始，人类的一切生活都充满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方法论。对不合目的性的一切精神需求，都予以简化，甚至消解。正是在现代性里面，人类文明进入到了一个全面目的主义的生活形态里。人，特别是个体的人，相比较一切集体目标来说，都是不重要的，是可以被行为修改，乃至精神修改的，从而达到集体合目的性的总目标。

然而，现代性或者现代主义，却没有给人类的精神文明带来任何有益的建树，我是指，现代性没有试图回答：人之所以是人的问题；也没有试图回答：存在之所以存在的问题；当然更没有能力回答：精神与神性的问题——“我”为什么是“我”的问题。

因此，现代性，也就不过是一切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为目的的，物资消费主义的总称而已，更加可靠地说，现代性其实是建立在将个体的人消解掉的，总体消费主义的基础上的工具主义。完全目的论的现代主义，则最终消解了人的神性——问题是，神性是不是人之所以作为人的存在必然？这个问题实际上被工具理性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于是现代主义的工具理性对人类群体的驯化，变得异常顺利，而且简单易行。

当一切都可以被利用和使用的时候，人类已经无法抵达久远的曾经了，两千多年前，那些伟大的圣贤们，所发现的诸真命题，它包括：诸真宗教、诸真科学与诸真艺术，如今都变成了消费主义的符号。人们对什么是真正的宗教，什么是真正的科学，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其实并不关心。人们只需要假装在教堂/庙堂里做礼拜，假装在科学馆和美术馆里流连忘返，然后拍几张用美图软件修改得连亲妈都认不出自己是谁的照片，晒在自媒体上，一切就圆满地消费完了，整个人生就是一种表演与装扮的人生。而对于诸真宗教的信仰，来自古老虔诚的生活，带给人类的情感真实性，则无暇顾及也并不重要。因为其实也没有人关心谁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信仰，真的在钻研，或者真的在审美。相比较深刻的美感的陶醉，那些在电视上大呼小叫“好美！好美！”的莫名其妙，则有更多的人愿意喝彩。

因此，人类的精神其实是真的退化了，人类似乎已不再明白，情感的笃实与内感，才是人类文明的最基本原点——精神文明，才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深厚的情感感受，不可言说的情感领会，才是人类文明之所以创造出全新意义上的物资财富的基石。

试着想一想，若无对人性的深刻领会，若无精神深处的清明与开悟，工具理性如何创造出“苹果手机”？因为诺基亚或者黑莓，已经将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我们只需要计划每年生产的数量就可以满足人类对于通讯的需求了。因此，若无智能手机的诞生，移动互联网与如今几乎颠覆了经济与消费生活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恐怕依旧是拿着老式诺基亚砸核桃的现代主义猴子。

也就是说，没有情感的笃实，人类甚至就不存在任何文明，并留下痕迹。再试着想一想：人类为什么要在岩石上、龟甲兽骨上，留下文字与图像？难道真的是为了记账？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性，实际上是反情感的，因为实际上从没有过现代主义的情感，从没有！

民国时候，有些文人赶时髦，写现代诗，几如皇帝的新衣，不忍卒读却忍着难听叫好的人，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那些蹩脚的，毫无乐感的句子，毫无深情的无病呻吟，如何与《诗经》之朴雅媲美？如何与唐诗雄浑媲美？如何与宋诗之尚理媲美？不过成了歌功颂德的新八股文，至最后，也就让汉语诗歌，彻底沦丧，直奔消亡而去了。

因此，现代性恐怕亦是消解精神文明的道路。

于是，在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我们将诸真宗教，颟顸地曲解歪曲为封建迷信；将诸真哲学与科学，曲解为社会发展（群体控制主义）的工具理性；将辨证法——这一作为追求真理的惟一真实性的手段，源自苏格拉底的“真理的助产术”，扭曲成了自它出生之日起，就坚决反对的修辞学。

辩证法，如今被混淆成了修辞学，或许正是一切精神混乱的由来，是一切真假难辨、真假不分的精神由来。

如此以来，我们便广泛性地失去了诸真命题，和祈请诸真命题的精神能力。我们也就失去了诸真艺术的基本精神土壤。

人类文明的一切内容，无非围绕“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而展开，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并不会有一个脱离“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而独立存在的人类社会总目标。

而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独裁主义”，严格从生物人类学角度看，实际上不过是源于灵长类动物的基本习性而已。这一点，动物学家会理解得更深刻。那么，人类文明会不会仅仅是灵长类动物的行为延展？如果不是，又该如何理解至今存在的，灵长类动物的习性遗存，而且如此坚固呢？

也就是说，抛开“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这一神性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诸真命题，一切借用过来的社会目标，恐怕都只是伪命题而已，或者说，恰恰是反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由低级向高级的递进。

因此，一切以集体总目标为社会导向的，必定是忽略个体的人之所以为人的，必定是集体工具理性的，因此也必定需要一种外力的强加。而为了实现这灵长类动物的习性延展，却不得不额外制造出诸多假想敌，由此将食物链中间性态的灵长杂食类动物们团结起来。因此，这实际上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