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和领导说话)(学会和领导说话有效果吗)

贞观六年（632年）金秋时节，唐太宗李世民在丹霄殿设宴，与近臣饮宴。席间，李世民突然转身向身旁的国舅长孙无忌附耳低语：“在这伙大臣里，有个叫魏征的老头。如果我不听他的进谏，他就会给我脸子看，不理睬我，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李世民的话全让魏征听见了，他立刻凑过身子，为自己辩解道：“我进谏就是有意见。如果陛下连意见都听不进去，我还像个没事人，陛下就真要自行其政了。我不说话，也算是一种沉默的抗议。”

李世民终于忍不住了：“你难道不会先当面应付我，转过身再来进谏吗？”

魏征却不以为然道：“我如果当面顺从您，背地里再非议指责，这样做不符合圣人的教诲。”

李世民觉得魏征说话的语气和神态充满了幽默感，便指着这个被他笑话长了“山羊鼻”的老头子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却觉得妩媚。”

魏征曾经就忠臣与良臣跟李世民有过探讨，魏征说：“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太宗问：“忠、良之间有差异吗？”

魏征进一步解释道：“良臣不仅可以自身获得美名，还能使君主受到万世景仰。自己的子孙世代相传，享受荣华，福禄无疆。而忠臣却不仅令自己和家人死于非命，还令君主背上杀直臣的恶名，家国并丧。单单有个好名声而已。以此对比而言，相差实在太远了。”

所谓的忠臣是一个难以描述清楚的概念，站在不同的立场有着不同的衡量标准。老子认为“国家昏乱有忠臣”。也就是说，忠臣与昏君是相伴而生的。打开中国历史画卷，人们就会看到一幕幕活生生的悲剧，人们还会看到一串串长长的冒死谏言的忠臣名单陈列眼前：殷商末期的比干被剖心，楚国的屈原逼迫投江，明朝的海瑞被打入死牢……他们都是不说真话毋宁死的硬汉子。儒家的理论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也就是说，作为帝国官员有义务匡正君王的失误，但良臣遇到明君则仍为良臣，如果遇到昏君则只好去做忠臣。在忠臣与良臣之间，魏征宁愿选择做一个辅佐明君的活良臣，也不愿意去做一个以身殉国的死忠臣。

欧阳修曾经说过一个历史段子：“有一次李世民、魏征、长孙无忌三人一起喝酒，可能喝高了，气氛比较暧昧，说话也就有点儿越界。长孙无忌跟魏征抱怨说：‘你能够混到今天这份儿上，实现自我价值，有我一份推荐的功劳吧，怎么我现在在你这儿说话就这么不管用呢？’长孙把话匣子一打开，三人就这个话题耍开了嘴皮子。最后魏征仗着酒劲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李世民说：‘我知道你这个皇帝需要我进谏，要不然我哪里来的胆量？要不是你有需求，借我这个做臣子的十个胆子也不敢，除非我不想活了。’”

我们且不论欧阳修说的这件事是否靠谱，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魏征和李世民的政治双簧秀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儒家知识分子希望用道德改造君王，君王有两种选择：一是相互排斥，水火不容；二是像李世民这样和谐相处，配合默契。当然这个过程和夫妻相处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需要的是磨合。

魏征没有失信于李世民，大大小小共向他献上两百多条进谏。态度决定一切，对于唐太宗来说，接受进谏的形式，要远远大于接受进谏的内容。魏征懂得君臣攻守之道，或直白，或婉转，大部分时候还是会做到把意思表达到位还不伤唐太宗的面子。他深知“自古上书，不急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语，圣人择焉”。

玄武门事变后的太宗，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这种结合，一开始就有着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进谏与纳谏是两个概念，而纳谏与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其实魏征也清楚，自己的进谏并没有被李世民完全接收，更没有转化为具体的施政蓝图。李世民追求的不过是一种明君的范儿，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出自己虚怀若谷的君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谏言的具体内容已经变得不再重要。

对于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文职官员们而言，最在乎的是君王纳谏的一种态度。在他们看来，一个脾气暴虐的皇帝远远比不上一个性情平和的君王来得合乎天道。在儒家政治理想中，明君圣主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去完成他们心中“内圣外王”的乌托邦。所谓的盛世，抛去那些“神化”的虚幻外衣，也不过就是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魏征献给李世民的二百多条谏言，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还不包括那些没有落在笔端的口头谏言。内容除了国家大事，更多是匡正君王的言行和道德操守。君臣二人互相唱和，成就了历史舞台上的一段佳话。

在魏征的政治观里，一个合格的天命的代表，首先应该以自己的道德做天下人的楷模。帝国的大小臣僚们希望皇帝能够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帝国做出贡献。儒学臣僚们希望“皇帝”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职位、一份职业。这是政治理想中最低级的追求，一种完全物化的政治观念。帝国权力秩序的建立依靠的是社会制度。而制度的核心价值所在就是道德。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每天都会在帝国的任何一个角落里迎面撞上的各种各样抽象化了的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