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说白了是干嘛的)(行政管理专业就业方向和前途)

周王朝完全是一个“家族企业”。

晋国、郑国、鲁国、燕国、蔡国等，国君与周天子都有血缘关系，在国与国的正式场合称“君臣”，在私下里则多称“叔舅”，对于周天子来说，某国国王若是他父亲家族的成员，他私下里称对方为“叔”，若是母亲家族的成员，私下里称“舅”。

有一次晋国的使臣朝见周天子，周天子请使臣在自家后院吃饭，晋国使臣有些不满意，问周天子为何不以国礼待之？

周天子回答说，晋国国君是我叔叔，派使臣前来，我以家庭之礼相待，说明我们关系亲近。

这种颇有“周朝特色”的统治方式，最好地诠释了什么是“家国天下”。

在周代，国家就是家族的放大版，家族就是国家的缩小版，君臣就相当于父子，国家之间相当于兄弟手足。

有了这种关系，儒家的理论才能解释得清：

比如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与父子本质上是同一种关系，君臣是国家的父子，父子是家庭里的君臣，这可不是“类比”关系，而是确确实实。

周武王的儿子都被封王，他们在家是儿子、在朝廷是臣僚，他的嫡出长子周成王即位后，各诸侯王在家便是兄弟、朝廷上仍是臣僚。

如果不参照周朝的血缘体系，让一个美国人或欧洲人来理解，是很难明白其中意思的。

又如《大学》里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本质上是一回事，说来说去，意思仍然是政府与家庭的转换，周天子在朝廷上是政府领袖，在朝廷下是周家宗族的大族长，国事便是家事，臣僚便是亲人，这对于采用公务员行政体系的今人来说，已经不是一回事。

参照这种“周朝特色”的家国天下观念，贵族时代的很多行为也就能解释得通了：

比如两国交战，通常并不以杀死对方为目的，而更是一种荣誉决斗，贵族们都沾亲带故，如何下得了重手？点到为止即可。

比如秦国、晋国世代交战，在战场上难分胜负，但当晋国发生内乱、晋公子重耳落难时，秦国却护送晋公子渡过黄河；当晋国遭遇饥荒缺粮时，向秦国这个敌人求救，秦国竟然答应供应粮食给晋国。

比如晋国大军进攻齐国，蓄势待发，听闻齐国国王逝世了，晋国立刻撤军，还派使臣前往吊唁。

打仗归打仗，宗族情谊是不能丢的。

比如郑国的大夫犯了错逃到晋国，晋国庇护了他，郑国也没有再追究，只是告诉庇护方在逃的大夫是二等侯爵，于是晋国只把该大夫爵位降了一级，让他继续留在晋国生活，这个犯错的大夫相当于是从大伯家住到了二叔家。

再如诸侯各国虽然所杀，但都不违背周天子的旨意，尽管周天子早就没权力了，但大家还是可以到周天子家坐着喝茶的，再怎么打也是内部矛盾，要是遇到外患如戎狄入侵，还是要一起出兵的。

以上这些事件，在春秋时代都是普遍存在的，列国之间的关系，并非单纯的政治利益关系，而遗留了许多家族血缘关系。

周家统治了天下数百年，而随着领主制度的破坏，世袭贵族的破产，这种政治体系便开始解体了。

削藩国，设郡县，秦国、楚国是最早行动的。

国君们意识到，不能再让地方领主们瓜分他的权威了，所以不再把土地作为亲戚们的分封，而是派行政官员去管理。

这些行政官员与国君没有血缘关系，只是为国君做事，拿工资，三年一期，五年一任，到了时间就调走，退休之后也不可能再让儿子接替，没有世袭的可能。

于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模式产生了:政府不是家族企业，而是拥有一批组织有序、训练有素的职业官吏，这些官吏与政府有类似“契约”的关系，双方认定任期，在任期内乙方为甲方工作，管理臣民，任期一满，如果甲方不满意可以解约，满意则可继续合作。

这是两种不同模式的政府制度，由此产生的观念变化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

在领主时代，政府体系是沿用家族关系的，所以政府官员干得好坏与否，都无可厚非。

周天子是无法开除诸侯的，更不可能去消灭他们，否则会违背伦理之道。

在这种氛围下，儒家“性本善”的观点必然成为主流，因为惩罚很难施行，所以只能靠提倡忠孝仁爱、兄友弟恭来感化家族成员，通过礼乐仪式和生活教育形成一整套的尊卑体系，号召大家心向善念，都听周天子的话，为家族荣辱着想。

而到了地主时代，大量非血缘关系的官吏涌入政府，诸侯不再存在，郡太守、县令、州牧等都是朝廷任命的官僚，他们与皇室没有家族关系，也就谈不上深厚的感情。

尤其在先秦，国家众多，一个官吏在这国不满意可以跳槽到那国去，所以君主与臣下的关系是可脱离的，并不是终生附属，因此信任度大大降低。

君主为了能控制臣下，驾驭他们，法家“性本恶”的思想必然成为主流，因为虚空的道德仁义不管用了，只有赤裸裸的利益才能让官僚们动心，也只有严刑峻法才能让官僚们有所忌惮。

所谓“刑不上大夫”，意思就是对于大夫级别以上的人不用刑，自家人只讲礼和情;所谓“礼不下庶人”，意思是对于新崛起的平民阶层的这些官吏，讲情和礼是没有用的，只能用刑罚驾驭他们。

以家族体系为蓝本的儒家思想被抛弃了，以官僚体系为蓝本的法家思想受到了重视。

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申不害，是官僚制度的创始人，他强调驭人之“术”。

他是韩国宰相，设计了一套考核政府官员的方案，规定业绩岀色可获提拔，管理失职就降级或撤职，这一切都由君王掌控，由此君主权力迅速扩张。

法家的另一代表商鞅更是彻底地“弃礼用法”，他说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有了好处自然会去追逐，遇到害处自然会躲避，所以君王驾驭臣下应该“重刑”，对于犯错之人用严刑惩罚他，起到威慑作用。

商鞅认为刑罚和战争都是必要的“以刑去刑，以战止战”，只有用重刑让人民害怕，人民才不会犯法，只有用战争去消灭战争，才能换来和平。

到了韩非子时代，已是战国末期，惨烈的战争发展到白热化，法家思想也走到了极端。

韩非子说“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因为天下所有人都有私心，所以皇帝要一人裁断，谁都不值得信任，也因此要“强国弱民”，把皇帝的权力最大化，而百姓毫无权利，最好是“愚民”，在思想萌芽阶段就扼杀民众对皇权的威胁，禁止其他学说，反对人民读书。

乃至于法家认为连亲情也是假的，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关系，父母爱子女是为了以后能养老，子女爱父母是为了得到庇护，双方都是利用，一旦到了灾荒之年没东西吃时，父母就会“易子而食”，一旦父母衰病了，子女就会嫌弃不肯赡养，这都是人的私心。

社会制度的空前变革引发了思想的变革。

贵族时代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亲亲尊尊”的体系，各就各位，秩序井然，和谐安稳，却也呆滞僵化，缺乏流动;官僚时代则是“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重新打乱，上下层是流动的，变数很大，信任度降低，但也促进了新陈代谢。

我们把孔子、孟子、韩非子三者思想作一个比较，便可看到数百年间的变化：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在上、臣在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尊卑体系泾渭分明。

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臣关系好不好，视情况而定，权宜而已，不存在臣对君的绝对服从。

韩非子说“上下一日百战，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羽不具也”，君臣每天都是相互算计，臣下之所以不敢造反，是因为羽毛还不够丰满，君之所以还对臣有好感，是因为臣下还有被利用的价值。

领主时代与地主时代的权力分配也完全不同了。

在领主时代，许多国家都是由宗族各派势力共同掌控，如鲁国由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共同执政，晋国由六家（六卿）共同执政，是少数人的“内部民主制”，所以君主的权力并不集中，要征求各宗族的意见。

到了地主时代，由于这些贵族集团都落败了，君主的权力得到强化，如秦国没有强大的宗族，秦王权力就很大，因此中央集权才有可能。

范文澜就说:“地主比起领主来，数量大大增加了，力量却大大分散了。地主阶级的豪强，在某种程度是实行割据的，但不遇特殊的时机，要像领主那样割据称雄，也是困难的。”

许倬云也认为:“社会等级分层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权威的两极系统：在上的统治者和在下的臣民。”

官僚既是帝王的臣民，也是臣民的统治者，他们与春秋时代的贵族不一样，无法分得任何权力——财政权、人事权、军事权通通收归中央，他们只能是执行、建议，最终的审批权在皇帝手上。

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周朝，分封建制，类似于西欧中世纪时期；

而进入秦汉时代以后，中国实为中央集权社会，帝王权力很大；

再到两晋南北朝时，又变成了几大宗族共同执政的形式，帝王权力缩小了；

自唐代以后，中国真正进入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再与“封建”二字无关政治制度的转型还引发另一个问题：在组织人事方面，人才该怎么考核、选拔、培养？

由于在领主时代，职位通常是在同姓家族内部世袭的，从爷爷到父亲再到儿子，做的是同领域的工作，所以每个家族都很有连续性。

对于这些贵族子弟来说，从小就受到熏陶，知识也是一脉相承的，正所谓“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而到了地主时代，每个官吏都是单纯的个体，并无家族知识传承，祖辈也许是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们的儿子除了通过书本知识学习执政理念，别无他法，所以需要有新的手段对他们进行培训、考核、筛选。

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地主阶层的行政管理知识就成了问题，既然没有家族延续，该如何是好？

“私学”的兴起为培养官吏提供了条件，这些私立学校通常由贵族后裔创办，比如孔子就是最著名的私立教育创始人，他传承了贵族的礼仪、学识和行政管理技能，并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下层平民、新兴中小地主，使他们有能力胜任政府职能。

孔子的许多学生，子路、冉有、子羔、公西华后来都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为鲁国效力。

说白了，贵族体制就是“藩国制”，分封自家人为王侯，替天子镇守一方，同时也有莫大的权力；官僚体制就是“郡县制”，选拔聘用官吏，到某地工作一定期限，只是执行上头的指令，为政府办事。

但是，贵族体制转型到官僚体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历过上千年的反复磨合。

秦朝是第一个完全官僚体制的王朝，在全国都采用“郡县制”，但很快灭亡，后人认为秦朝正是因为使用纯粹的官僚、缺乏宗族势力的维护，所以在危急时刻得不到援助而灭亡。

到了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采取“藩国制”与“郡县制”混合的体制，在关中核心区是郡县制度，由皇帝直接控制，在山东和江南地区是藩国制，分封刘氏宗亲为王，这是一种折中制度，为西汉王朝的稳固提供了条件。

当中央出乱子时—吕后乱政，外戚干政，地方上的诸侯王爷们便成了维护刘氏的重要力量，击败了外戚；当地方出乱子时—吴楚七国之乱，中央又有足够的威权镇压诸侯叛乱。

从两汉到两晋，始终是贵族体制与官僚体制并存，时利时弊，直到唐宋时代，“科举制”的普及才为官僚制度的全面施行打开了大门。

自宋朝开始，中国进入一个彻底的郡县制时代，也就是中央集权时代，贵族、宗族也消失在历史舞台上，全国上下一盘棋，普天之下，真的是皇帝一人说了算了。

官僚取代贵族固然是一个伟大的变革，但官僚体制并非没有缺陷。

作为第一个彻底施行官僚制的宋朝，虽然解除了贵族垄断的威胁，但同时也带来了财政透支的巨大弊病

因为贵族时代的中央朝廷是不发工资给各诸侯的，诸侯在自己领土上自力更生，养活自己，他们不需要贪污，只需要经营好自己的地盘就财源滚滚。

而官僚时代全国所有的官僚都依靠中央发工资，宋朝的国库因此连年亏损，仅仅到第四代领导人宋仁宗时，就陷入“积贫积弱”的困境。

至于后来的明、清两朝，官僚体制弊病更加严重，贪污腐败成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已是人尽皆知的秘密。不过，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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